由於張愛玲社交範圍窄，朋友不多，知心者更少。她沈默寡語，冷眼審視人生，在這樣的創作心態支配下，其筆端寫出扭曲的人格，變態的靈魂。把讀者逐步引入她營構的蒼涼世界，同時，也展示了其小說獨特的藝術美。在那個“骯臟、復雜、不可理喻的現實中”，張愛玲似壹顆彗星劃下壹道美麗的軌道，在浩渺的宇宙瞬間輝煌而過，留下了《傳奇》和《流言》，留下了無盡的論說與回味。她以壹種近乎冷酷的悲劇感敘述壹個個悲涼的傳奇，營造了壹個陰氣森然的世界，男男女女如在鬼蜮進進出出。人性的自私、卑瑣、冷漠、虛偽、扭曲、變態，在其筆下壹覽無遺；情愛的虛假、無愛的婚姻、生命的殘酷與脆弱，在其作品中處處可見。她的整個創作滲透著壹種悲涼的陰氣。張愛玲的悲劇意識表現在對人性的探索中，她站在悲哀的基石上冷冷地掀掉華美的生命袍子，露出人性深處的陰暗、自私、虛偽、孤獨、冷漠。通過張愛玲的作品，我們觸摸到了“人性惡”的壹面，人的靈魂陰暗與醜陋的壹角。張愛玲筆下的人物蒼白、渺小，沒有高尚的情操，沒有善良的心，也沒有質樸、憨厚的性格。他們在習俗的擠壓下沈淪，精神蒼白，人與人之間缺乏真情、互助，哪怕是父子母女、兄弟姐妹、妯娌叔嫂；他們在物欲、情欲、性欲的傾軋下，人性變得恐怖不堪，令人不寒而栗，他們全是現代社會“病”了的人。張愛玲從人的“虛偽性”來揭露“人性惡”，人的“靠不住”。張愛玲筆下不同階層的人，尤其是生活在名門世家的遺老遺少、公子哥兒、太太小姐等上層人物，壹旦掀去了罩在外面的面紗，剩下的是便是赤赤裸裸的虛偽，“爬滿了虱子”的尷尬。比如 《紅玫瑰和白玫瑰》的男主人公佟振保，事業成功，提拔兄弟，辦公認真，熱心待友，侍奉母親，“他做人做得十分興頭”，“整個地是這樣壹個最合理想的中國現代人物”。他先後愛過兩個姑娘，玫瑰是個混血姑娘，振保愛她，“她和振保隨隨便便，振保認為她是天真，她和誰都隨隨便便，振保認為她有點瘋瘋傻傻”，這樣的女人，在外國或是很普遍，到中國就行不通，把她娶來移植在家鄉的社會，那是勞神傷財，不上算的事。後來，振保又同朋友的妻子嬌蕊戀上了，對方壹旦要與丈夫離婚，他便怯懦得要死，連那他與嬌蕊偷情的公寓也“像大得不可想像的火車，正沖著他轟隆隆開過來，遮得日月無光。”他又“疑心自己做了傻瓜，入了圈套”，他怕毀了自己的前程。在世俗和功利的進攻下，他萎縮了，他不願“墮落”，他要做壹個“好人”。於是，他便把“真人”隱蔽起來，匆匆忙忙選了壹個好女子煙鸝結婚。婚後，她成了他眼中壹個“很乏味的婦人”，他開始宿娼，回來則砸東西打妻子，他盡情的發泄著他的冷酷、變態。但他仍戴著面具做他的“好人”，在善的外衣下裹著惡的本質。[3]張愛玲用嘲諷的筆調冷冷地掀開了這個“大好人”臉上的面紗，露出了靈魂深處的卑鄙、冷酷變態、自私與好色，展示了壹個靈肉分離、表裏不壹、人格萎縮的“兩棲人”的心理世界。又如《沈香屑：第壹爐香》中的葛薇龍，本是破落家庭的小姐，因為想讀書，被迫投靠壹個給闊人做姨太太，以勾引男人為能事的姑媽，薇龍明明知道環境不好，但她想：“只要我行得正立得正，不怕她不以禮相待，外頭人說閑話，盡他們說去，我念我的書。”可是三個月工夫，“她對於這裏的生活已經上了癮了。”她變了，逐漸成為姑媽勾引男人的誘餌。她有過追求新生活的念頭，但就像她姑媽說的，“要想回到原來的環境裏，只怕是回不去了。”她先是斬釘截鐵地宣稱要回去，買了船票，收拾了東西，可是臨到走時生了壹場病，她又懷疑生這場病”也許壹半是自願的；也許她下意識地不肯回去，有心挨延著……”薇龍還是留下來了，留在那個她明知可怕的“鬼氣森森的世界”裏。她所有的掙紮，最後剩下的是對姑媽的壹句話——“妳讓我慢慢學呀!”葛薇龍由壹個單純、自信、希望保持自己人格完整的少女到幻想的貶值、自信的破滅終至人格的喪失，這壹過程是對她先前所抱有的“出淤泥而不染”的幻想的有力潮諷。[4]《金鎖記》中的曹七巧為了生存，為了生活，為了金錢，甘願侍侯壹個殘廢男子，正常的心理需求得不到滿足，精神上也變成了殘廢。她壹生都為“金錢”而奮鬥，沈重的黃金枷壓得她心理畸形，她容不得任何人染指她的財產，為此她寧可犧牲哪怕短暫的快樂。她也曾得到過愛的光輝，沐浴在“細細的音樂，細細的喜悅”中，但她的人性已被黃金枷鎖所扭曲、摧殘，她自己已被黃金蠶食了 ，她的青春和愛情也被黃金枷鎖給扼殺了。她是擔當不起情欲的人，這最終也使她從壹個曾有青春的溫情回憶的曹大姑娘變成了陰鷙、兇狠、殘酷的近乎精神分裂或心理變態的姜老太太。張愛玲執著於真實的人性，作品中充滿了在古老腐朽文化、物欲、情欲壓抑下的人性的扭曲、畸形、變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