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仁山是壹位現實感很強的作家。他成名於“現實沖擊波”時代，與小沈陽、葛覃並稱冀中“三駕馬車”。關仁山在90年代中期引起評論界和讀者的關註絕非偶然——先鋒文學鋪天蓋地的浪潮已經退去，90年代初的思想文化空場也已過去。所有中國人都感受到了中國社會生活的巨大變化。這個時候，最先表達這種變化，尤其是鄉土中國的變化的，是關仁山等作家。作品有《無家可歸的雪》、《九月歸鄉》、《船節》、《破產》、《前後歲月》、《五彩村》、《大廠》、《荒年》等。，在洛陽壹度價格不菲，廣受好評。此後，關仁山壹發不可收拾，先後創作了《小大地》、《白紙門》、《官員的生活》、《麥和》、《信任》等小說。尤其是《麥河》的出版，這是壹個轉折點，極大地超越和發展了關仁山的創作，為他贏得了前所未有的聲譽。當然，這是關仁山多年積累的結果，關仁山豐富的創作也逐漸顯示出他獨特的個性。
第壹，對本土中國的持久關註
關仁山是壹位長期關註當代農村生活變化，試圖與當下生活建立關系，關心中國農村命運的作家。當代生活和與當代生活相關的文學創作最大的特點就是它的不確定性，不確定性也意味著某種不安全感。如果是這樣，這種創造就充滿了風險和挑戰。但也正是因為這種不確定性和不安全感，這種創作才充滿了魅力。關仁山的作品幾乎都與當下生活有關。我欣賞敢於並堅持寫當下生活的作家的作品。他自己說:“改革開放的現實生活是我創作路上的壹盞燈，是我人生中重要的養分。我願意為這個時代鼓與呼。”"歸根結底，生活本身點燃了我的創作激情。"這不是即興出手，這是關仁山的肺腑之言。尤其是小說《麥河》，幾乎與生活同步。沒有對生活的密切關註和熱情，就不可能寫出麥和。
《麥河》展現了目前中國農村正在實施的土地流轉政策，以及面對這壹政策，麥河兩岸鸚鵡村發生的人和事。土地流轉的實施是小說的核心事件。圍繞這壹事件，小說描繪了中國北方農村的風情畫或浮世繪。傳統鄉村雖然在現代性的懷抱下搖搖欲墜，但鄉村的風俗、倫理、價值觀和具體的生活場景並沒有發生革命性的變化。這就是我曾經強調的中國農村的“超穩定文化結構”。然而，中國農村並不是壹部自然發展的歷史，現代性對農村的改變幾乎是不可抗拒的。所以，鄉村處於傳統與現代的夾縫中——面對過去，鄉村充滿了鄉愁；面向未來，農村躍躍欲試，四處觀望。這種情況，我們在閱讀《麥賀》時又壹次體驗到了。有趣的是，《麥河》的敘述者由壹個“盲人”擔任。第三個兄弟，白，是壹個唱鼓的民間藝人。他雖然是個盲人，但對麥河和鸚鵡村的人和事都了如指掌。他是鸚鵡村的當事人、參與者、見證者。三哥雖然雙目失明，但心地善良，富有哲理，待人和善，寬容積極的生活態度，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從某種意義上說，他是鸚鵡村的精神象征。然而，作為壹個殘疾人，他的行動能力和處理外部事務的局限性使他很難主宰鸚鵡村的命運。他唯壹的本事就是唱樂亭鼓。但這種深受當地農民喜愛的地方民間藝術，能改變鸚鵡村的貧困現實和未來命運嗎？所以小說中的重要人物是曹雙陽。這是我們經常看到的壹個村“能人”。他消息靈通，能言善辯。他曾經和歹徒真刀真槍震驚黑石溝地痞丁涵，曾經為了合資開礦出賣愛人陶兒。這是壹種不安分的、復雜的性格，也是我們常見的農村的“惡毒”性格。他成為麥禾集團的老板後回到了鸚鵡村的土地上。他希望村民通過土地流轉加入麥禾集團，實現鸚鵡村的集體富裕。所謂土地流轉，是指土地使用權的流轉，土地使用權流轉的含義是指已承包土地經營權的農民將土地經營權(使用權)流轉給其他農民或經濟組織，即保留承包權，流轉使用權。部分地區可以通過合作、入股、聯營、土地使用權轉換等方式流轉集體建設用地，鼓勵集體建設用地向城鎮和工業園區集中。主要有:在不改變家庭承包經營基本制度的基礎上，將股份制引入土地制度建設，建立以土地為主要內容的農村股份合作制，使農民承包的土地由實物形態變為價值形態，使壹部分農民獲得股權後可以安心從事二三產業；另壹部分農戶可以擴大土地經營規模，實現城郊農業由傳統向現代的轉變。
《麥河》中的桃兒這個人物，似乎是在《九月返鄉》中接觸到我們的。她是農村來的妓女，但做這種生意的不都是壞人。自從桃兒回到鸚鵡村，自從她和瞎眼的三哥“勾搭”上之後，我們再見到的桃兒，就和平時見到的好姑娘沒什麽區別了。她意誌堅強，但深情而正直。她不僅愛她三哥，而且最終治好了他的眼疾，讓他重見光明。當然，這裏有壹個觀念的問題。自從莫泊桑的《自殺之路》之後，妓女的形象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當然不是作家的“好建議”或者庸俗的“跟風”。其實妓女也是人，只是“妓女”這個稱呼讓她們不得不進入“另壹本書”。他們和我們有本質區別嗎？不壹定。桃兒的形象應該說比九月豐富多了。如果說九月是壹個從妓女到處女的形象，那麽桃兒就是壹個普通的冀北農村婦女。這種轉變可以說是關仁山在塑造農村女性形象上的極大超越。
中國的改革開放本身就是壹個“真錯誤”和探索的過程。中國社會及其發展道路的整體復雜性不在任何人手中，而需要全民的參與和實踐。事實證明，中國農村和農民並沒有在這條曾經被稱為“黃金大道”的道路上找到他們希望找到的東西。然而，麥河兩岸正在探索和實踐的道路，已經露出了些許微弱的曙光。但這壹切都還不確定。雙陽，三哥，桃兒能找到路嗎？我們拭目以待。
二，努力發掘民俗文化資源
通過對新世紀小說創作的觀察和分析，我提出了“邊緣文化和超穩定文化結構”的觀點。之所以提出這壹觀點，是因為大量的小說創作對過去被我們忽視甚至批判甚至拋棄的文化資源進行了重新關註，註入了新的認識。這壹現象的出現壹方面與西方強勢文化的擠壓有關，另壹方面也與作家對本土文化的重新認識有關。在西方強勢文化的擠壓下，在“形式意識形態”的誘導下，我們的文學焦慮不安，只能在渴望獲得西方認同的心理訴求下“跟風”。這個結果傷害了中國文學的獨特性。因此，從本土文化中尋找文學資源已經成為作家們的自覺意識，並逐漸形成壹種趨勢。關仁山的《白門記》是這壹潮流中具有鮮明意識和特色的作品，也是他努力挖掘民間文化資源的壹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