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不從事寫作,就不可能認識胡學文,這對我來說,當然是很大的遺憾。在我結識的作家中,學文是最叫人“放心”的壹位,他的為人和寫作面貌,都具有穩定的支撐感。這個出生塞外的人,鼻挺,嘴闊,面如重棗,眼睛清澈,言語不多,臉上也不輕易出表情,只在樂不可支的時候,才發出笑聲,笑聲很響,有金屬音。正是他的質樸和穩沈,讓我幾乎在跟他見面的瞬間就作出判斷:這是壹個可以信賴的人。
事實證明,這判斷沒錯。學文走路,喜歡把手反剪到背後,這種姿勢,讓我想起故鄉的農人在夕陽余暉中,去坡地上察看悄悄成熟的谷物,我相信,學文故鄉的農人,也會以同樣的姿勢走向牧場,走向田野;也就是說,他的質樸,並非刻意修煉的結果,而是來自土地,是自然而然的生長,是他生命的核。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後開始寫作,走到今天,沒聽到他發表什麽宣言,沒聽到他議論文壇是非,也沒聽到他為自己的作品鼓吹或辯護,他就頑強地存在於那裏;盡管,就他本人而言,除了存在之外別無他求,可日子壹天天過去,作品壹篇篇出來,再固執再漠然的人,也沒法再忽視他的存在。
學文的小說,在認識他之前我就讀,那時候,我知道在河北的張家口有這樣壹位作家,筆下常出現莊稼漢,常有嗚咽不絕的風,常有騎驢的男人和被命運撕扯的女人,他把自己心靈的版圖畫在“壩上”,並希望由此出發,走出高天厚土。他那副行走的模樣,不知為什麽,讓我感受到壹種疼痛。或許,他正在穿越的,是我希望穿越的,我的疼痛並不是為他。但可以肯定地說,那時候我心目中的胡學文,就是把手反剪到背後走路,瞇著眼睛,望著稀薄的、卻足夠引領他的日光。壩上——我不知是確有其地,還是學文的“文學村落”,總之它構成壹個舞臺,塞外的風成就其硬度,廣袤的草原成就其寬闊,硬度和寬闊,恰是學文靈魂的特質。有這種特質的作家,怎麽可能不走出壹條康莊大道。
幾年以後,我讀他的《命案高懸》——這部傑出的中篇並不是發表之初我就讀的,是過了好長壹段時間,我在壹個選本上讀到。那天將近子夜躺上床,把書拿上,深夜兩點過讀完,情不自禁地連聲說:好,好哇!然後幹脆懶得睡覺,把小說又從頭至尾地細看壹遍。這種情形,我曾在讀完石舒清的短篇《清水裏的刀子》後出現過。某些人誤解,以為同為寫作者,尤其是同輩寫作者,別人寫出了好東西,自己心裏壹定是疙裏疙瘩的,其實不是這樣,究竟說來,人人都不會拒絕好東西。舒清和學文寫出了那麽漂亮的小說,我心裏沒起疙瘩,而是深懷感激。感激他們卓有成效的勞動。讀《清水裏的刀子》時,我還不認識石舒清,讀《命案高懸》時,我已經認識胡學文了,因此次日壹早,我就給學文發去短信,表達我的喜悅和贊美,學文回話,只淡淡的壹句:“謝謝偉章。”這就是他的態度。我說過,除了存在之外他別無他求,創作每壹部作品時,他都不取巧,不回避,而是紮實推進,細細打磨,寫出來是好是壞,那是作品自身的命運。正因此,學文才既不鼓吹也不辯護。我想,他並不是不關註成果,而是首先考量自己的良知。對得住良知,就不再奢望。觀念在他那裏基本失效,讓他著迷的,是連骨帶血的真切感受和勞動本身。事實上,勞動這個詞是個冷詞,誠實勞動的人,從不說“我去勞動”;勞動都是別人說的。
我們的當下文學,拿來的多,傳承的少,而我有壹個鮮明的感覺,學文的小說特別註重傳承。他的煉字煉句煉意,他對情節的尊重,對細節的捕捉和刻畫,都能在中國古典文學中找到淵源。能這樣寫作的作家,已經非常稀少了。那需要才華和定力。這類作家,不追風逐浪,不在“與國際接軌”的口號下發抖,不擔心文學被邊緣化(文學被邊緣化了嗎?在我看來,沒有;現在的文學還熱鬧得很,什麽時候文學真的邊緣化了,真文學就產生了);這類作家不管走多遠,飛多高,都知道自己的根在哪裏,都願意回望來路,回望屬於自己的那片大地。我向來認為,“地球村”這個概念,在文學界應該引起警惕,它會消解和遮蔽許多東西,比如遮蔽那些獨特的、鮮活的、個體的生命,而文學最需要關註的正是個體生命。學文現在是河北省專業作家,搬到石家莊去了,還做了省作協副主席,但讀他近兩年發表的小說,《裝在瓦罐裏的聲音》《淋濕的翅膀》等等,依然是我們熟悉的層面,熟悉的情懷和熟悉的筆法,只是走得更深邃,更遼遠,更富於小說才有的發現、道德和光彩。
我不知道學文是否有過猶豫的時候,同時我不知道的是,世界上是否出現過從不猶豫的作家。這麽說來,學文也應該是猶豫過的,只是,當他壹旦進入寫作的現場,就給出壹個倔強行走的姿勢,就把心交給文字,踏實地,壹步壹個腳印地,呈現堅守的力量,塑造自己作為作家的價值。
學文曾對我說,他愛人饅頭做得好,請我什麽時候去他家吃他愛人做的饅頭。那時我們坐在蘇州河邊,是第壹次見面。往後,我們又在沈陽、北京見過,每次見面都令人懷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