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政治特點
中國文學有關心政治的傳統，作家在文學作品中表達對政治的關心是壹種心理定勢。古代文人的政治理想不亞於政治家的理想。因此，古代文學特別重視文學與時代、政治、宗教的關系，強調“以詩言誌”、“以文載道”、“以教化道”等偉大的社會功能，強調政治與藝術的完美統壹，從而形成了“為未來做點事”、“為天下補點事”的優良傳統。如王充曾說:“對於天下，百篇無害；不為天下用，壹章無濟於事。”白居易說:“文章要寫得合時，詩要寫得物。”要“為君、為臣、為民、為事、為物而寫。”蘇東坡還提出，文學創作要“為有所為”，“當時說的話壹定是對的”。
文學壹方面是屈原、司馬遷、曹植、陶淵明、李白、孟浩然、陸遊等政治失意者的事業，另壹方面又是政治得意者的消遣，形成了文學史上的官體、花間集、臺閣體、昆西唱和集、玉樓春、金律曲、玉樹後花園花等等。
第二，補充歷史的特點
每壹位作家的作品，大多是作家本人的個人傳記事件和某種情感歷程的記錄。這是由文學的功利性決定的。在古代中國，沒有專業的文學作家。人們要麽把文學當作表達心聲、贊美事物、抒發感情的工具和消遣，要麽把它當作“饑民唱其食，勞動者唱其事”的工具。從屈原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他的出生、發展、理想和政治經歷。從李白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少年時是如何的驕橫，如何的喜歡旅行“五嶽行千裏，照我壹生壹不變的習慣”；他怎麽會在政治上有魄力、有自信、有才能，並堅持“天賜人才，任其所用！”在他的中年時期，以及他在政治上受挫後的沮喪和憂郁，以及他是如何在超脫和抑郁中度過晚年的。杜甫不僅用詩歌記錄了自己的生活事件，還記錄了那個時代的戰爭和苦難，所以他的詩歌被稱為“詩史”。
第三，地域特色
古典文學的風格很有地域性。中國古代文學源遠流長，其歷史發展呈現出明顯的南北差異。對此，歷代學者多有論述。中國古代文學“北雄南秀南”的風格差異與地域文化的影響和滲透密切相關。北方文學藝術風格的形成是由於本地區各種文化基因的母體教育和熏陶，這種藝術風格在地域文化的互補中呈現出保守和轉化的趨勢。有閱讀中國古典文學經驗的人，往往能在所讀的作品中辨別出或強或弱的地域民俗。就詩歌而言，《詩經》和《楚辭》分別是先秦時期北方中原文化和南方楚文化的輝煌結晶。閱讀中國古代文言小說，可以壹窺北派與南派的分野。最著名的北方風格筆記小說是《聊齋誌異》和《嶽薇草堂筆記》。《嶽薇草堂筆記》的作者紀曉嵐有移居新疆的經歷，所以書中的故事發生在遠至伊犁和烏市的地方。袁枚的《顏與的》和朱的《葬愁集》中的人物，經常去無錫、杭州、江陰、廣東吳江、義烏等地。在上海墨海圖書館工作的王韜的《宋彬鎖畫》，基本上寫的都是江南的故事，最遠的寫的是閩桂湘。這三位作者的文言小說集，可視為南派筆記小說的代表。
第四，哲學特征
天、地、人心，細理為文。情理之美是古典文學的最高境界。是情感美、畫面美、韻味美的壹次大融合和升華。其表現形式可以概括為思考千年，探索常識；內省外觀，揭示玄機；定格瞬間，展現永恒等。這種理趣之美的形成，源於作者對外界事物的整體感知，對人生意義的普遍揭示和哲學思考。而且與作者所展示的景物、事件、物體、場景的審美特征密切相關，以承載這種思考。《周易》是六經之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源頭。其對中國古代文學思想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他的哲學體系上。易經試圖總結和解釋廣泛的問題，包括自然、社會、人類的歷史發展等等。《易經》的天人合壹的宇宙模式、陰陽互動的建構模式、常變不變的發展觀等精神對古代文學思想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特別指出宋代詩歌的哲理性特征尤為明顯，達到頂峰。比如蘇軾的《題西林壁》描寫廬山的變化面貌，指出觀察問題要客觀全面，如果主觀片面，就不會得出正確的結論。王安石的散文遊記《寶蟾遊記》記載了寶蟾山背洞之行。因為“懶的想出去的人”的影響，他們“不可能極其快樂的去旅行”。回去後，他們不能後悔自己，同時也明白了學習的方式。因為他們的作文，建議人們在學習中深入思考，謹慎選擇，但不要涉獵。
動詞 （verb的縮寫）教育的特點
中國有文學教育的傳統，有“詩言誌”的傳統，“詩能繁、觀、群、怨”的傳統，有諸子百家散文說理的傳統，有漢賦、政論文諷諫的傳統。所以中國古代壹直要求文藝發揮“勸善懲惡”的作用，註重諷刺批判，歌頌光明正義，批判黑暗腐朽，要求文藝具有鮮明的思想傾向。它實際上包含了壹種教育傾向，即作家在文本創作中、文學批評家在理論主張中體現和提出的人文知識，勸導生活方式、勸誡不健康生活、倡導道德倫理等。，具有教育導向和意義，包括[4]這是作家和文學理論家作為學者，熱衷於並致力於在文學中實施人文教育，以表達自己的政治情懷和人文情懷，以表達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文關懷的結果。
第六，情感特征
中國古代古典文學具有強烈的情感特征。對於詩文的評價，文人總是喜歡先著眼於“氣質”或“精神”，提出是否有強烈的抒情筆觸作為衡量文學價值、區分文學與非文學的首要標誌。這是在蕭藝的“金房子？”在麗顏裏說的很清楚。具體創作中所表達的情感內容與作者的生活觀念、生活經歷和社會地位密切相關。比如梁代最引人註目的文學研究就是宮體詩和邊塞詩。如果單純用傳統的倫理標準來衡量，很容易把這兩個內容當成截然相反的東西，給出完全不同的評價。但其實都是當代文人努力追求文學美感和抒情性的結果。因為這兩個題材，在他們看來，都具有能激起興奮點和情感的抒情強度，符合“蕩魂”的文學標準(大多數宮體詩人也寫邊塞詩，甚至把兩種內容寫成壹篇，就是直接證明)。隨著文學的發展，古典文學更加註重抒情的傾向不斷加強。詩歌是從《詩經》《楚辭》(或稱“騷體”)中來的激情抒情詩，散文在唐代為韓、劉豎起了壹座界限分明的豐碑。在此之前，文學是平庸的，蒼白的，缺乏感染力的。到了韓和劉，面目大變，厚重中蘊含著精神和情感力量，呈現出異常鮮明的抒情特征。
七、道德特征
更可貴的是，古典文學通常具有強烈的道德感。中國文化是壹種充滿人文精神的文化，它特別關註人文領域的問題。倫理和現實政治成為中國文化關懷的兩大核心，使中國文化呈現出道德文化和政治文化的特征。中國古代特別強調文學創作要表現進步的思想、正義的事業和崇高的理想，要尖銳地揭露和批判現實的黑暗、政治的腐朽、道德的墮落和不正之風。早在先秦時期，孔子就說過“詩可以繁，可以察，可以群，可以怨”。漢代的司馬在此基礎上譴責了“憤著書”的思想，後來唐代的韓愈進壹步提出了著名的“不平則鳴”的思想，要求文學為受封建專制主義迫害的人發聲。比如明清小說，非常重視人物的節操，總是極力贊美那些忠孝節義的人。人物的善惡，明明白白如水。《三國演義》歌頌諸葛亮和關羽，因為他們忠厚老實，真心實意。諸葛亮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關羽的“爭交知己，讓後人贊義名”，足以讓人明白這種道德文化精神的魅力。
八、宗教特征
佛道思想對作家思想的影響及其在創作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佛教鄙視現實，尊重自然，維護自然本性，道教鄙視權貴，玩世不恭，這些都對作家產生了作用，李白、杜甫、王維、李商隱、柳宗元、韓愈、白居易、蘇東坡等偉大作家及其作品就是明證。更多的著名詩人和僧侶如賈島、寒山、皎然、拾得、關修、戚跡和靈異以他們的作品為中國古代文學打上了烙印。受道家、佛家對言意關系認識的影響，古典文學創作註重在象外造象，在景外造景，具有文外文學創作的特點，從而達到“言不盡，意不盡”，使作品充滿含蓄的魅力。文學作品的美在於言意的表達，這是中國古代文學創作與西方截然不同的民族傳統特征。古典文學追求豐富的審美意蘊，表現強烈的時代感和表現深刻獨特的人類思維，追求豐富新穎深刻的思想內涵。這種觀念意識對於適應時代要求，繁榮文學創作，促進古典文學的蓬勃發展具有壹定的現實意義。
九、野心的特征
奇奇怪怪，與眾不同，也是古典文學的壹個顯著特點。詩歌在晉南北朝以玄言詩、遊仙詩為代表，小說尤為突出。他們從產生的那壹天起，要麽願意用小說來虛構鬼神的清白，要麽致力於用小說來描寫人的奇奇怪怪的言行，如魏晉張華的《博物誌》，幹寶的《搜神記》，劉義慶的《世說新語》。唐代是中國小說的自覺時代。出現了大量的傳說，如《任傳》、《劉壹傳》、《柯南太守傳》等。最早的白話短篇小說集是《三言》(余世明言、、、言)和《二拍》(壹驚二喜)。[5]
X.美學特征
長期以來，人們壹直關註文學的審美特征。《論語》？永業講“溫柔”。雖然最初是關於“君子”的人格修養，但壹直被視為重要的文學理論。它的含義是，在重視“質”——壹種簡單自然的內容表達方式的同時，也重視“文”——壹種華麗而文學的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學真正獲得了自身的價值。中國古代的各種文體，如詩、詞、曲、賦、散文、戲曲、小說等，都因各自的節奏、旋律、音韻、裝飾、意境、趣味而呈現出獨特的審美特征。蕭統《文選序》指出，文學作品意在“悅耳”、“悅目”，文學創作意在“順物而富於中國”、“變本加厲”，他的選文標準是“選詞全面”、“與漢語言對比錯誤”。蕭統的文學理論代表了中國古代文學思想的壹端，雖略顯誇張，但卻清晰地表達了中國古代文學對審美效果的特殊重視和追求。
中國古典文學是壹個跨度長、涉及面廣、傳統深厚的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風和騷常常被並稱為"二人轉"。風指國風，代表詩經，騷指離騷，代表楚辭。[6]壹般來說，後世文人主要接受《詩經》或《楚辭》的影響，發展為兩種不同的優良傳統——“風”詩傳統，即現實主義精神代代相傳，“騷”詩傳統，即積極浪漫主義的創作精神代代相傳，即西方文論的現實主義風格和浪漫主義風格。前者在內容上以正視現實、描寫現實、揭露現實、批判現實為主要特征，由此產生了兩漢樂府民歌、建安文體、唐代新樂府運動、宋代王禹偁、兩晉元好問、元代關漢卿、清代曹雪芹等文學現象和優秀作家。後者以充滿激情和幻想的積極浪漫主義為主要特征，湧現出晉南北朝的賈誼、曹植、阮籍、左思、鮑照，唐代的李白、李賀，宋代的蘇東坡、辛棄疾，明代的吳承恩，清代的蒲松齡等傑出作家。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在某種意義上類似於“儒道互補”的命題，以至於雅俗之分成為中國古典文學思想史上的壹個重要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