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忠臣”。
李敖通過康有為和老法師的對話講到中國傳統的“忠”分兩種，“相對的”和“絕對的”（也就是愚忠）。他拿晏子不肯同齊莊公壹起死來舉例，因為妳是為了自己的私事死而不是為國家，所以我晏子不幹，這種是“相對的忠”。並且指出只有統治者的家臣、走狗，才會無條件隨主子壹道去死。可是後來，這種“愚忠”反倒成了主流，無論什麽理由，君讓臣死臣不得不死，不然就是不忠。
關於“死事”和“死君”。
李敖由“忠臣”的問題引出譚嗣同到底是“死事”還是"死君”。因為譚嗣同在《仁學》中是反對愚忠的，而他壹心赴死的原因裏面，可能有壹小部分是為了光緒帝，很多人也常拿這點來詬病譚嗣同。李敖借小說表達看法，他先是通過梁啟超與譚嗣同的對話，拋出妳譚嗣同是否有“言行不壹”的嫌疑，但並沒有立刻給出答案，而是蕩開壹筆，稍作了停留。
在之後的篇章中，李敖又借譚嗣同的口先講出中國的武士道有兩個大類，專諸型和荊軻型，前者為個人賣命，後者為國家獻身。引用了兩個大家耳熟能詳經典事例，專諸刺吳王僚和荊軻刺秦王，前者為小目標死，後者為大目標死。而李敖的真正用意絕非僅限於此，他通過專諸上升到他的母親，通過荊軻上升到推薦他去行刺的田光，他們都是可以不死的，卻要用自己的死給之後的行刺計劃做壹道序幕。如果妳失敗，我陪妳壹起死，但妳也許會成功，可我還是要先死以表決心，表示我是同妳壹起的。此外，還有蘇格拉底，也是明明可以請求赦免，可以越獄的，就是甘心壹死，接著又用日本的月照和尚和西鄉盛隆，表示革命有分工，有人去死，有人留下。最後，當譚嗣同拜托大刀王五救皇帝時，李敖又舉出看城門老人侯贏的例子，侯贏非但獻計，讓信陵君偷到虎符救趙國，等信陵君抵達前線後，他還面朝北方自刎了，表示我雖然老了，不能和妳們壹起去戰鬥，但我可以朝著妳們的方向先死，絕不偷生......李敖大量舉出這樣的例子，壹而再再而三地給出立意如此高的死法，都是為了烘托譚嗣同的死——可以不必死，可以逃走，但卻要去死，為的是用自己的死告訴後來的人，我這條改良的路是錯了，想救中國只有革命。康有為、梁啟超妳們也不要內疚和難為情，妳們都走吧，只要革命成功，我們早晚化作春泥相見。這是李敖的表達方式，推高推高再推高。
然而，細心的讀者壹定不會忘記，會揪住壹個問題不放，那就是譚嗣同的舍生到底是不是言行不壹，到底是不是壹種愚忠，是不是死君。於是，李敖在小說接近尾聲的地方，派出蔡鍔替大家再次提出這問題，並且由梁啟超給出答案：光緒帝在譚嗣同的眼裏並非狹義的“君”，而是廣義的“事”，所以譚嗣同絕不是狹義的“死君”。
小說最後，作者又通過當年的小和尚給康有為做了歷史定位，犀利得不得了，借用李敖自己的話來說，不是壹針見血，是壹刀見血。至於題目《法源寺》，可能只是作者發表壹番講話時借用的壹個場所，壹個有歷史淵源的特殊場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