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的《野玫瑰集》如何體現小說的復調性？

五四啟蒙運動不僅促成了人的覺醒，也促成了女性的覺醒。長期受封建禮教和男權文化支配的女性，尤其是知識女性，開始有了明確的性別意識和自我意識。子君、路莎、、、景等壹批高舉女性主義旗幟的時代女性相繼呈現在世人面前。《野玫瑰》寫於1928年3月至1929年3月，仙仙、桂、桓、雲、瓊花也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適時加入了“時代女性”的行列。壹方面，茅盾通過他們的情感演繹和心路歷程，展示了仙仙在特定文化背景下為獨立和自由所做的積極努力；另壹方面又將他們置於傳統文化的對立和束縛之下，從而表現出兩種文化的激烈沖突。《創造》采用“三統壹”的寫作方法，講述了石軍和鮮鮮這對年輕夫婦在“創造”和“被創造”之間的矛盾和困惑。事實上，就性格基礎而言，石軍和仙仙是生長在傳統文化沃土中的兩棵植物，它們本身並不矛盾，只是處在壹個變化的時期。所以，較早具有現代意識的石軍，對未來的妻子會有這樣的理想:“中華民族為背景”，“中華五千年文化”，以及“全新的觀念”，“全新的氣質”，儒家文化體系壹直以“不溫不火”、“不偏不倚”、“義正言辭”、“情理”為最高審美境界。在這裏，石軍的“全新的淑女理想”實際上是傳統文化中的中庸之道在新的婚戀時代的翻版。他對仙仙的壹系列創作，也是在接受了現代文化觀念後，在傳統男性主體意識的支配下，仍然是壹種保守的文化心理下，為“創造”壹個大男人啟發的理想妻子所做的努力。而仙仙則表現出另壹種情感形態。雖然還是傳統，但她呈現出完全積極開放的姿態，表現出傳統文化對現代文化的擁抱和接受。她不局限於石軍的“理想”，而是根據自己的個性追求勇氣。正如石軍懊惱的:“他摧毀了冼冼的樂觀思想，但唯物主義取而代之；他消滅了厭惡政治的名人的氣味，但極端的政治思想立刻根深蒂固，不肯出來；他打破了害羞安靜的習慣，但同時養成了淫蕩和要求強烈刺激的習慣。”(1)黃道士招鬼燒咒，怕鬼不來，這倒是真的。當鬼真的來了，他又怕什麽，抱怨鬼太醜，不是他理想中的鬼。開放與保守，勇敢與膽怯，兩種不同的文化心理，構成了鮮與之間的主要矛盾。反映在五四革命這樣的歷史變革時期，人們在繼承傳統文化與接受現代文化之間存在矛盾，從而提出了如何繼承傳統、建設現代新文化的重要命題。從這個意義上說，創作無疑是象征性的。這壹象征在當年12月發表的詩歌和散文中表現得更加具體。詩歌和散文也是《野玫瑰》中最具象征意義的意象。在這裏，“詩”被象征為傳統的空靈、神秘和美妙的愛情；散文”是現代男女之間膚淺的、現實的、感性的東西的象征。年輕的C厭倦了散文式的嫵媚寡婦桂，轉而追求壹個詩意的表妹。結果他表哥隨父親去了北平，丙又要了桂。這時，桂斬釘截鐵地說:“半分鐘也不行！“光看它，無非是寫壹段男女之間的三角戀，但如果透過這種‘散文式’的故事框架來看，就不難看出傳統性文化與現代文化的尖銳沖突。年輕人C對“詩”和“散文”的態度構成了兩種不同文化的矛盾核心。被五四新思潮沖刷過，C當時還挺熱情的。他把這種熱情傳遞給了桂，卻不想產生旋風效應。涼意給桂帶來了壹場徹底的“革命”，把壹個靦腆的“貞潔”女青年變成了壹個追求“強烈刺激”和“青春快樂權”的新女性。在正統的文化敘事中，女性總是被安排為弱者和配角，作為男性的附屬品而存在。無論是“英雄美人”還是“絕配”，女性的才華絕對被削弱，甚至頂多成為男性世界的點綴。關於男女之間的性，男性擁有絕對的話語霸權，這種話語霸權是如此的殘酷和專制，以至於只追求女性正當權利和生命體驗的潘金蓮被活生生地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幾百年來，永遠不會被揭露。這種男性主體的心理習慣，已經累積成中國人的壹種情感形式。於是，“在肉影響面前壹天比壹天現實，壹天比壹天膚淺”的桂、丙二人，就像壹樣，玩起了黃道士叫鬼的遊戲，只好拼命逃離所謂的詩，回歸傳統。這也說明，在傳統文化影響下成長起來的年輕壹代，即使經歷了五四革命的沖擊，也很難真正實現思想現代化。無論是C對詩歌的向往，對肉感桂花的迷戀所透露出的內心矛盾與困惑，還是石軍從熱情的“創作”到緊張與失落的心理過程，都表現了歷史交匯處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碰撞所帶來的矛盾與困惑。如果從性別敘事來分析，也隱含著作者對傳統男性主體意識的顛覆。在創作、詩歌和散文中，茅盾始終熱情地站在女性的立場上，無情地嘲諷男權社會強加給女性的種種束縛。賢賢“先走”的決定和“少爺不追，她不等”(3)；桂斷然拒絕丙:“半分鐘也不行！“(4)文字短小工整，情感上沒有絲毫猶豫，充分表現了女性掙脫男權意識形態束縛後的英雄氣概和勇氣，以及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沖突過程中現代文化的局部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