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層展現自由的路徑
羅偉章最受關註的小說《我們的路》、《大嫂謠》等寫的都是底層生活，因而在人們的言說中，他有了壹個特別醒目的身份:“底層作家”。也似乎只有作為“底層寫作”的“主力作家”的命名，我們才能在眾多的青年作家中輕松找到羅偉章的身影。然而，羅偉章坦言自己並不接受這樣的文學命名。他說:文學只有好壞之分，與題材、地域、流派等等無關，文學沒有邊界。而且他對“作家”這個稱呼表示警惕，顯然他更喜歡“寫作者”這個詞。“‘作家’給人壹種功成名就的印象，‘寫作者’卻是在行動，而所謂作家也無非是為人的心靈找到壹條通向自由的路徑。”
“大多數走上文學道路的人，生命裏都留有壹塊傷疤，妳不得不面對它，當妳把它傾吐出來形成文字，就是壹種表達。”
在給壹位朋友的小說集所做的序言中，羅偉章寫道:大多數走上文學道路的人，生命裏都留有壹塊傷疤，這塊疤別人看不見，甚至寫作者自己也看不見，但它活著，它不斷提醒妳去舔食初始的疼痛，不斷挑戰妳的尊嚴。妳不能不管它，妳得面對它，當妳傾吐出來，形成文字，就是表達。對羅偉章而言，這塊傷疤或許就是記憶中童年經受的饑餓和苦難。
童年回憶
羅偉章老家在四川省東北部，那裏勉強屬大巴山系，土黃天青，出石頭和荒草，不大出莊稼，更不生錢。在他很小的時候，那裏發生過壹場天災，莊稼最需要雨水的時節，卻是七十三天滴雨不下，害得方圓數百裏顆粒無收。這段饑餓的日子，在羅偉章的生命中留下了無可磨滅的印記。他說:“許多人都在贊美藍天，但我看到藍天，就會想起那段日子，就有饑餓的感覺，分明剛剛吃飽了飯，這時候又餓了，厲害的時候還餓得肚子痛。饑餓對人的打擊相當大，它展現出的力量，超過了革命和戰爭。”
對他打擊最大的還是母親過早地去世。羅偉章回憶說:我母親得病的起因僅僅是感冒，她不願意花壹分錢弄藥，還像男人那樣掙工分，結果病越拖越沈，終於很快就起不來了。母親去世那年我六歲，正是往母親懷裏撲的年齡。而那時我的妹妹，只有兩個月大！妹妹吃不到母親的奶，聞不到母親的體味兒，醒來就哭，哭累了就睡，父親抱著她去村裏尋奶吃，那些正奶孩子的婦人，乳房癟癟的，自己的孩子也吊不住，哪有多余。她是怎麽活過來的，我至今想起來是個奇跡。現在，妹妹也是過三十的人了，而且是個高個子，可我每次看到她，都聽到壹個嬰兒微弱的哭聲。
對於寫作的影響
苦難的童年生活對羅偉章的小說創作起著決定性的影響。談到所謂“底層寫作”的緣起，羅偉章說:“我過著那樣的童年，看到的是那樣的人生，不寫那些該我寫的，妳叫我寫啥呢？現在，我的親人和村裏的絕大部分年輕男女，都到外地打工去了，他們的故事我經常聽到，他們的感情我能夠理解，不僅僅是理解，還感同身受，很自然地就會在壹個恰當的時候將其表達出來。”落實到具體的文本上，不說他那些主要寫“底層生活”的小說，即使中篇《奸細》、長篇《尋找桑妮》、《在遠處燃燒》這些看似與“底層寫作”有距離的小說，在羅偉章看來，其中對世界的缺乏安全感，對價值判斷的疑惑，都很顯然還是受著童年記憶的影響。
“小說是要表達某種意義的，而這種意義，不是某壹個人也不是某幾個人的意義，而是能夠引起***鳴的意義。”
有評論家說，羅偉章的小說總是輕輕地打開壹扇門，讀者只要進了這扇門，就會發現，裏面是壹個越來越深廣的世界，從對現象的考察，深入到對價值疑難的剖析以及對靈魂的追問；羅偉章總是在沈著的敘述中，從容不迫地展示出引人深思的藝術說服力。盡管我們有理由認為，近些年來，不少作家無意也無力對社會、時代做出發言，甘心於自我玩味的歷史敘述、風花雪月的私性寫作中編織自己的文學版圖。不過就“底層生活”的書寫而言，它作為壹種文學表達始終存在，打工文學的興盛就是壹個顯著的例子，但羅偉章在眾多“底層生活”的寫作者中脫穎而出，卻不能不說是壹個“奇跡”。而這個“奇跡”的謎底或許就在於他不僅僅是為底層而寫底層，他的筆觸抵達了更深遠的境界。
比如饑餓、苦難，可以說是“底層寫作”中很難繞開去的文學命題，有了苦難的童年記憶，羅偉章似乎更有資格在自己的小說中對此做出有力的反映，而事實上他卻表現得非常謹慎，他無意於為“底層”代言，他相信文學創作是個體心靈的回聲，只寫自己眼睛裏和心靈中的世界。羅偉章說:我們需要不時回到自己的內心，想壹想我們走過的路，想壹想時間的問題，生命的問題，死亡的問題，宇宙的問題，再想壹想這個大地上的事情，也就是跳出自己，想壹想妳的近鄰，想壹想遠方的人們，想壹想正在遷徙途中的野馬、正在消失的森林和滅絕的物種，好好想吧，想出味道來了，妳再問問自己:這是壹個什麽樣的世界？這樣的思索，在他的眾多小說中都得到了清晰的、富有力量的表達。羅偉章在小說中把對底層的關照上升到某個高度，由是讀了他的小說總能讓讀者產生壹種久違的崇高和厚重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