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的老天津在各大報紙的小說中連載。社會言情小說家陳和武俠小說家趙煥廷的小說最受天津讀者的歡迎，但他們不是天津人。隨著劉雲若的走紅，天津作家可以寫出真正意義上的天津人的小說了。劉雲若的小說受到天津讀者的歡迎，是因為他太熟悉天津這片土地和底層社會了。劉雲若小說《小揚州的歷史》開篇，對此直言不諱:“...我記得壹個會說六種語言的人。當人們問他哪個國家說得最好時，他回答說漢語是最擅長的。這是事實，因為他來自中國！所以，既然我是中國人，用漢字寫中國，我就不盲從當代名家，把所有中國人都寫成洋氣，我就不能讓那些挑水賣菜的人和壹些西方哲學家對話。這是我最對不起讀者的地方。至於這篇文章，我該怎麽說？俗話說‘秀才不出門，知天下事’。”我不敢吹牛。如果我早出生三十年，我就可以在天津找壹個大學者來玩了。比如有人問我，妳這個讀書人，妳最了解世界上的哪壹件事？那我只能告訴他，我最了解這個世界。所以，我是壹個在中國下的天津長大的人，似乎也不用好高騖遠，就可以像平常壹樣談論天津，於是就寫了這本小小的揚州誌..."
從20世紀初至40年代末，劉雲若的人生歷程是中國歷史上所有內憂外患的濃縮。雖然他的所有作品都是以城市青年的戀愛事件為背景，但卻真實地再現了當時的社會面貌。作品既表現了年輕人在理想與現實之間的矛盾心態，又描寫了他們在愛情與國難之間的沖突，如都市生活的浮世繪，刻畫了形形色色的人，至今仍有似曾相識之感。看劉雲若的小說，壹開始很隨意，中間很輕松，但是隱藏起來之後會產生壹種深刻。在評論界呼籲小說創作“返璞歸真”的今天，在小說創作受到數量和質量困擾，大量純文學期刊倒閉的今天，重讀劉雲若的小說應該大有裨益。
沙達峰在回憶劉雲若的小說給天風日報帶來的人氣時說:“天風因春風而紅，春風因春風而增強。”從此，劉雲若壹發不可收拾，最終成為壹代小說家，被譽為“五百年無奇”。
劉雲若最好的朋友、著名學者劉葉秋說，劉雲若壹天要同時給四五家報紙寫壹系列小說。每次在人們喝酒、喝茶、看戲、洗澡的娛樂室，報人來催稿的時候，就拿起身邊能寫的紙，從出納處借來筆墨，嘴角舔壹下或蘸壹下桌上的茶，壹氣呵成地寫起來。寫完後撕下壹行，放在口袋裏，第二天用。寫的字數和當天報紙上預留的字數壹模壹樣，字體工整清晰，是當年排字工人最愛的“專家字”。A報的人剛走，B報的編輯又來了，於是又編了壹個。後來報社的家夥C和D依次到了，他依次繼續寫，情節也各不相同。每本書裏的故事發展和人物的音容笑貌，在以後的日子裏都很精彩，各不相同，就像精心構思，反復耕耘的作品。即使在今天，也是民國通俗小說中的傑作。他的寫作風格曾被譽為美談。
倪思庭在《張恨水展覽館開館引發的思考》壹文中說:“...以張恨水為代表的這壹代通俗小說作家，最大的悲劇是，壹開始因為通俗小說而成名，後來在媒體的偏見和誤解下，總是‘後悔自己的小作品’，產生了壹種自憐和自卑心理。四十年代在渝作戰的張恨水尚且如此，更何況當時因寫通俗小說而成名的劉雲若、地主、龔等人。以著名浪漫主義小說家劉雲若為例。雖然他曾被鄭振鐸、許朱成等人認為其小說藝術超越了張恨水，但在文學史上仍難以安排壹個合適的位置，為他建壹座紀念館更是不可想象。為什麽？偏見造就了它。據報道，天津歷史博物館計劃在天津建立壹個現代名人蠟像館，以引進劉雲若和龔。
民國時期，天津社會言情小說作家劉雲若寫的《粉墨正牌》《墻外的壹顆杏》被改編成電視劇，在熒屏上大受歡迎。幾家出版社還再版了劉雲若的許多作品，使他成為繼張愛玲等人之後又壹位“出土”的民國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