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民初的歷史文化雖然出現裂變和轉型，但文學在本質上仍然是經史及諸子理學的變體，承載著民族的傳統文化的核心理念，是保持“中學”之本源的重要方式；但同時它又在特定的歷史時刻引入了西學模式和現代學科體制，意外地出現在新的文化秩序之中。兩者雖然是矛盾的，但正是在這種裂變的歷史機遇中，文學才得以正本清源，逐漸擺脫經史及諸子理學秩序而在新的文化秩序中逐漸占據著重要位置。在這壹過程中，以京師同文館、京師大學堂和北京大學為代表的近現代語言文學教育，以及在這種教育體制中逐漸完善的文學學制，無疑是文學形成現代形態和文學研究走向自立的重要動力機制。
陳國球先生在考察了晚清關於設立京師大學堂的三大章程——1898年梁啟超起草的《奏議京師大學堂章程》、1902年張百熙擬定的《欽定京師大學堂章程》、1903年張之洞主持的《奏定大學堂章程》，回顧了文學如何壹步步地成為壹個重要學科的過程之後，認為文學“無論從語言、文字，以至其表達模式，都與文化傳統關系密切，抱著‘存古’思想的張之洞，反而刻意要在西潮主導的現代學制中留下傳統的薪火。在這個情勢之下，‘文學’的內涵雖還是褊狹的‘詞章之學’，但其學術位格已有相當現代化的規劃。接下來的變革，就是‘美感’、‘虛構’等西來觀念對‘文學’定義的改造，這又有待繼起的文化政治的推移了。”1其評價頗為精當，文學立科確由三大章程肇始，文學觀念也是在西來觀念和文化政治的合力下改造的，但文學立科並非偶然，在此之前的京師同文館和晚清書院教育已經開始接受西化教育模式和西來觀念並逐漸形成了新文化政治的雛形，對文學進入現代性的秩序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上 篇
1860年英法聯軍攻陷北京，迫使清政府簽訂《北京條約》。條約中規定“交還以前沒收的天主教堂，並聽任法國傳教士在內地各省租買土地，建築教堂”的字句，是擔任翻譯的法國傳教士艾美在中文本裏擅自增加的，在法文本中是沒有的，按照國際慣例應該是無效的，但後來侵略者強橫堅持得以實行。此事對簽訂條約的欽差大臣奕欣刺激頗大，1861年奕欣上書奏請章程六條，其中第五條即為：“認識外國文字，通解外國言語之人，請飭廣東、上海各派二人來京差委，以備詢問也。查與外國交涉事件，必先識其性情。今語言不通，文字難辨，壹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協！”2奕欣的這舉動雖出朝政和外交的需要，但其主張卻得到洋務派的大力支持，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馮桂芬、郭崇燾等人也都為興辦洋務而身體力行，紛紛為開設京師同文館獻計獻策，客觀上也為近現代西方語言文字及文學教育提供了官方支持。
1862年奕欣等在《遵議設立同文館折》中正式提出具體章程，主要設立天文和算學，並遵照乾隆22年（1757年）設立的“俄羅斯文館”模式來設立同文館，“俄羅斯文館”雖以學習俄語為主，但在科舉制中仍然擔當了選拔官吏的角色，“五年由本館考試壹次，考取壹等者授八品官，二等者授九品官，三等者留學讀書”3。同文館的總教習丁韙良為三品官銜，法文教習華必樂為四品官銜，化學教習畢利幹為四品官銜。同文館的學生則按照學習程度來定其出身或官階。奕劻也在《遴選學生派充同文館攥修官片》（1886年）和《遴選學生充當翻譯官片》（1888年）中規定了學生的出路，而且除此之外，學生還可以隨使出洋。
在此期間，雖然有以禦史張盛藻、大學士倭仁極力反對，上奏朝廷認為同文館只是學習西方技藝之末，有礙學習中國聖道，“竊聞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不應該奉夷人為師，但同治皇帝卻下旨認為設立京師同文館“不過借西法以引證中法，並非舍聖道而入歧途”4。由此確立了京師同文館的合法地位，自1862年開辦英文館，1863年設立法文館和俄文館，1867年添設算學館，1872年設立德文館，1896年增設日文館，直到1900年在八國聯軍的戰火中焚毀而停辦，最後於1902年並入京師大學堂。它在整個晚清教育中的地位是相當高的，而且對科舉制和傳統文化的沖擊是非常巨大的，正如丁韙良所言：“有希望革新這古老帝國的是新教育，新教育的肇端是同文館。新教育潮流之所以日臻蓬勃，來源雖多，但其最初的源泉卻是五十年前在北京設立的壹個研究外國語文的小學校——同文館。”5新教育是從學習外國語言文字開始的，而壹國語言文字的根本載體在於文學，因此京師同文館及後來開設的上海廣方言館和廣東同文館無疑是對外國語言文學的傳播奠定了最初的語言基礎。
如果說同文館的設立促進了近現代外國語言文字及文學的傳播，那麽各地紛紛開辦的各式書院，則在承續經史文化及理學傳統的同時，為中國語言文學的自立蓄積了力量。1873年創立的陜西味經書院分為道學、史學、經濟、政治、訓詁等五類，並規定了其詳細的教學規程：“《易經》、‘四書’，儒先性命之書，為道學類，須兼設外洋教門風土人情等書；《書經》、《春秋》、歷代正史、通鑒綱目、九朝東華錄等書，為史學類，須兼設外洋各國之史，審其興衰治亂，與中國相印證；《三禮》、《通誌》、《通典》、《通考》、續《三通》、皇朝《三通》、及壹切掌故之書，為經濟類，須兼職設外洋政治《萬國公法》等書，以與中國現行政治相印證；《詩經》、《爾雅》、《十三經註疏》及《說文》，先儒考據之書，為訓詁類，須兼設外洋語言文字之學已經歷算，須融中西。”6諸如《詩經》之類的文學作品被納入訓詁類，文學雖然被提到，但其地位相當邊緣，還是著重於語言文字及經史方面。1876年創立的上海求誌書院，學習科目分為經學、史學、掌故之學、算學、輿地之學、詞章之學等六科，詞章之學已經作為獨立之學單列壹科，“試之經義以驗其根柢，史論以占見其識蘊，策問以究其才略，韻語以觀其文采”7，雖然詞章之學未必與文學的本義完全相同，但是其轉變預示著文學已經向學術中心轉移。1889年張之洞在創立廣雅書院時指出：“講求經史、身心、希賢、用世之學，名曰廣雅書院”8，設立書院的課程及規程為：“經學以能通大義為主，不取瑣屑；史學以貫通古今為主，不取空論；性理之學以踐履篤實為主，不取矯偽；經濟之學以知今切用為主，不取泛濫；詞章之學以翔實爾雅為主，不取浮靡；士習以廉謹厚重為主，不取囂張，其大旨總以博約兼資，文行並美為要規。”9，並設分校（副校長）四人，分經學、史學、理學、文學等門分別講授，此處文學大約仍然是指詞章之學。1890年他又在湖北創立兩湖書院，其課程則分為經學、史學、理學、文學、算學、經濟學六門。雖然此時現代的文學觀念尚未最終形成，文學的涵義也是相當寬泛，但文學的地位在形式上已經開始得到了確認，這是文學自立邁出的第壹步。
在京師大學堂建立之前，1897年在嚴復等人的幫助之下由張元濟主持設立的通藝學堂是壹個特例，對文學的理解獨樹壹幟。張元濟闡述其宗旨為：“國子之教，六藝是職，藝可從政，淵源聖門，故此學堂名曰通藝”，“歐美勵學，新理日出，未知未能，取資宜博，故此學堂專講泰西諸種實學”，其課程設置為“文學門”和“藝術門”10：
文學門：輿地誌 泰西近史 名學（即辯學） 計學（即理財學） 公法學 理學（即哲學） 政學（西名波立特） 教化學（西名伊特斯） 人種論
藝術門：算學 幾何（即形學） 代數 三角術（平弧並課） 化學 格物學（水火電光音重在內） 天學（歷象在內） 地學（即地質學） 人身學 制造學（汽機鐵軌在內）
從上面所設立的科目可以看出，文學門實質上就是人文社會學科，藝術門則是學習西方技藝，張元濟也規定：“長於記誦者，於文學為宜；長於思索者，於藝術自易。”11這種文學觀念來源於西方的文科，與歷史文化、語言文字、修身養性等相關的科目都包含在內，其目的只是為了博學從政。而張元濟、嚴復等人都試圖以西學挽救國運，張元濟後來主持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嚴復翻譯的《天演論》、《群已權界論》、《社會通詮》、《群學肄言》、《法意》，林紓翻譯的《巴黎茶花女遺事》、《黑奴籲天錄》和日本黑田茂次郎撰寫的《日本明治學制沿革史》等等，胡適對兩人作了中肯的評價“當日的中國學者總想西洋的槍炮固然利害，但文藝哲理自然遠不如我們這五千年的文明古國了。嚴復與林紓的大功勞在於補救了這兩個大缺陷。嚴復是介紹西洋近世思想的第壹人，林紓是介紹西洋近世文學的第壹人”，並且認為嚴復所譯的書原來的文本就有文學的價值，而他的譯本在古文學史上也應該占有很高的地位，而林紓更是開辟了壹塊新的文學領地，“自有古文以來，從不曾有這樣長篇的敘事寫情的文章。《茶花女》的成績，遂替古文開辟壹個新殖民地”。12由此可見，雖然張元濟、嚴復和林紓等人的主觀目的只是從人文社會學科上啟發民智以圖國家復興，但在客觀上卻使現代意義上的文學意外地崛起，逐漸涵蓋並獨占了“文學門”。
下 篇
1896年李端棻《奏請推廣學校折》中奏請朝廷設藏書樓、創儀器院、開譯書局、廣立報館、選派遊歷，並在京師設立大學堂，隨後孫家鼐《議復開辦京師大學堂折》規定了京師大學堂宗旨：“自應以中學為主，西學為輔；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學有未備者，以西學補之，中學有失傳者，以西學還之。以中學包羅西學，不能以西學淩駕中學，此是立學宗旨。”13並認為學問應當分天文、地學、道學、政學、文學、武學、農學、工學、商學、醫學十科，而此處所指稱的“文學”只不過是各國語言文字，雖然在宗旨中似乎賦予了“文學”壹種“中學為體”的文化使命，而實質上此十科都是指西學，“中學”的經史子集和理學傳統在他看來已經是壹種至上且十分成熟的學問。李端棻和孫家鼐的奏請直到1898年在百日維新中才得到確認，並在康有為和梁啟超的議定之下成為具體章程。1898年梁啟超起草了《京師大學堂章程》，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呈上《奏議京師大學堂折》，章程隨此折子呈上禦覽並得到認可。
《京師大學堂章程》首先確定了晚清以來被尊為國策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辦學宗旨：“夫中學體也，西學用也，二者相需，缺壹不可，……今力矯流弊，標舉兩義：壹曰中西並重，觀其會通，無得偏廢；二曰以西文為學堂之壹門，不以西文為學堂之全體，以西文為西學發凡，不以西文為西學究竟。”14而其根本目的在於維新變法、經世致用和增強國力以圖復興，在這種形勢之下，被稱為“無用之用”的文學自然得不到重視，正如陳國球先生指出的“處於當時情勢，傳統學術追求‘經世致用’，有需要借用西學來開展；傳統學問需要經歷整編選汰，重新排列壹個足以配合‘西學’的結構。在這個結構中，所謂‘文學’，或者梁啟超早年所以自矜的‘詞章’，就要外放邊陲了”15。梁啟超所談的“詞章”應該可以理解為狹義的“文學”，但他又認為“詞章不能謂之學也。雖然，‘言之無文，行之而不遠’；說理論事，務求通達，亦當厝意。若夫駢儷之章，歌曲之作，以娛魂性，偶壹為之，毋令溺誌。西文西語，亦附此門”16，把文學作為壹門致用之學，與西方各國語言文字同等對待，而不能溺誌於文學之中。《京師大學堂規條》中也規定：“記誦詞章不足為學，恭行實踐乃謂之學，五經四子書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歷萬古而常新，又如布帛菽粟不可壹日離。學者果能切實敦行，國家何患無人才，何患不治平，雖勝殘去殺皆可做得到，豈僅富強雲爾哉！學人能貫通群經固好，否則專治壹經，余經但隨時涉獵，通其大意亦可。”17可見文學之所以能單列學科，是在於其能在語言文字和其他學科中“恭行實踐”，能貫通古今、說理論事，甚至經史子集之類的書籍亦應切實敦行，求其致用之效。
梁啟超還在《京師大學堂章程》中依據日本明治維新之後的學制制定了“學堂功課例”18：
西國學堂所讀之書皆分兩類：壹曰溥通學，二曰專門學。溥通學者，凡學生皆當通習者也。專門學者，每人各占壹門者也。今略依泰西戲本通行學校功課之種類，參以中學，列表如下：
經學第壹，理學第二，中外掌故學第三，諸子學第四，逐級算學第五，初級格致學第六，初級政治學第七，初級地理學第八，文學第九，體操學第十，以上皆為溥通學；其應讀之書，皆由上海編譯局攥成功課書，按日分課。無論何種學生，三年之內必須將本局所攥之書，全數卒業，始得領學成文憑。惟體操學不在功課書之內。
英國語言文字學第十壹，法國語言文字學第十二，俄國語言文字學第十三，德國語言文字學第十四，日本語言文字學第十五，以上語言文字學五種；凡學生每人自認壹種，與溥通學同時學習，其功課書息各該國原本。
專門學則列算學、格致、政治（法律）、地理（測繪）、農學、礦學、工程、商學、兵學、衛生（醫學）等十門，在溥通學畢業之後每人選修壹到兩門。從表面上看，此處的溥通學類似當前理工科中開設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大學語文、大學體育、大學英語等公***課程，而“文學”如同大學語文壹樣，只是訓練語言文字的運用、增強對文學作品的鑒賞力、提高審美趣味和道德修養，“文學”雖排名第九，卻與體育學壹樣沒有被當作壹門學問。而實質並非如此，梁啟超跟隨康有為在萬木草堂學習的時候，所學科目就分為義理之學、考據之學、經世之學、文字之學四種，義理之學包括孔學、佛學、周秦諸子學、宋明學、泰西哲學，考據之學包括中國經學史學、萬國史學、地理學、數學、格致學，經世之學包括政治原理學、中國政治沿革得失、萬國政治沿革得失、政治實應用學、群學，文字之學包括中國詞章學和外國語言文字學。19梁啟超所學之四科幾乎與溥通學、外國語言文字學等同，而且溥通學須在三年之內學完才可以畢業並領取學成文憑，而專門學只是在畢業之後再選取壹到兩門學習，對學習程度也並無嚴格要求，可見梁啟超雖然為了維新而開設十門西方致用之學，但是在文化情感和思想根柢上仍然認為溥通學才是根本學問。但是梁啟超壹方面批評學堂對溥通學的輕視，“夫此四五年之間，於中國之學，既已循例若贅，閣束壹切，則其所誦經書，只能謂之認字，其所課策論，只能謂之習文法，而絕不能謂之中學”20，認為學堂對經學、理學、中外掌故學、諸子學、文學等重視不夠；另壹方面卻不得不為了維新變法而在專門學中舍棄這類學問，而只保留致用之學。這種矛盾實質也反映了文學的自立及學科建制並向現代意義上的文學轉變過程，是與社會的現代化過程是存在矛盾的，現代化過程中的語言文學教育必須以致用為先，因此就不得不以犧牲經史及諸子文學為代價。
百日維新失敗之後，京師大學堂的籌劃被保留了下來，這說明現代化的進程並未因為維新變法的失敗而全面停止，相反在致用之學的設置上更是加大了力度，“如通商、惠工、重農、育才以及修武備、浚利源、實系有關國計民生者，即當切實次第舉行”21，而對經史及諸子文學等“為體”之中學卻意外地被降之次位。深得慈禧重用的孫家鼐在1899年《奏籌辦大學堂大概情形折》中也提到“查原奏普通學凡十門，按日分課。然門類太多，中才以下斷難兼顧。擬每門各立子目，仿專經之例，多寡聽人自認。至理學可並入經學為壹門。諸子文學皆不必專立壹門，子書有關政治經學者附入專門，聽其擇讀。”22他雖然以門類太多而斷難兼顧為由削減普通學，但在奏折的“多寡聽人自認”、“諸子文學不必專立壹門”、“聽其擇讀”等語可見其真實用意在於興致用之學以圖國家強盛，尤其是在洋務運動、維新變法及多次戰爭失敗的教訓之下，晚清政府更是清醒地意識到現代化的迫切性，在內憂（維新變法及天平天國）外患（列強侵略）的緊急關頭不得不采取壹種急功近利的學科體制以圖盡快籠絡致用之才緩解國家的燃眉之急。文學學科在這種歷史時刻自然是被極度地邊緣化了，直到慈禧在1901年宣布變法之後，在張百熙和張之洞的主持之下才制定出相對完備的新學制，文學才得以重新定位。
1902年張百熙以管學大臣的身份受命制定新的《京師大學堂章程》，而“所有從前設立之同文館，毋庸隸外務部，著即歸入大學堂。壹並責成張百熙管理”23，從此京師同文館完成了向京師大學堂的轉變，而光緒二十八年七月（1902年8月）擬定並由朝廷以“欽定”名義頒行的《京師大學堂章程》則標誌著中國教育史上現代學制的建立，此學制亦稱為“壬寅學制”。但此學制很快招至各方批評，隨後張百熙又奏請與張之洞、榮慶壹起主持章程的修訂工作，並於光緒二十九年十壹月（1904年1月）制定出《奏定大學堂章程》，即“癸卯學制”，此學制沿用至1911年清朝結束。
“壬寅學制”仍然以致用為先，張百熙認為“值智力並世之爭，朝廷以更新之故而求之人才，以求才之故而本之學校，則不能不節取歐美日之成法，以佐我國兩千余年舊制，固時勢使然”24，但是他並不像梁啟超或孫家鼐壹樣因求致用而偏頗地把文學拒為學科之外，“壬寅學制”的《功課》中規定：“政治科第壹，文學科第二，格致科第三，農業科第四，工藝科第五，商務科第六，醫術科第七。”而文學科又分為七大門類：“壹曰經學，二曰史學、三曰理學，四曰諸子學，五曰掌故學，六曰詞章學，七曰外國語言文字學。”25雖然時勢使張百熙不得不重視西方致用之學，西學占據六科，而“中學”僅有壹科文學科，但他對“中學”也絲毫不敢馬虎，幾乎把所有具備傳統文化精神的學科門類都歸於文學大科，而狹義的“文學”第壹次以“詞章學”的名義出現，這與梁啟超“詞章不能謂之學”和孫家鼐“諸子文學皆不必專列壹門”截然相反，對文學的學科建制具有重要意義，文學第壹次被納入了知識譜系學之中，雖然以“詞章學”名義出現的“文學”在這種現代學制中地位仍然是微不足道，但它預示著“文學”走向自立已是指日可待了，這在1902年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關系》和李伯元《編印〈繡像小說〉緣起》等文中得到體現。梁啟超、李伯元、吳趼人等都在這壹時期詳細闡述了以小說為代表的文學的社會功用，引起了很大反響，在1902年至1910年之間，全國***有25家文藝期刊誕生，文學的地位迅速提高，並在之後的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中擔當了主角。
文學在知識譜系學中位置的最終確認並得到具體實踐，則是在“癸卯學制”中。張百熙和張之洞為了重訂學堂章程，再次上折闡述立學宗旨：“至於立學宗旨，無論何等學堂，均以忠孝為本，以中國經史之學為基，俾學生心術壹歸於純正，而後以西學瀹其知識，練其藝能，務期他日成材，各適實用，以仰副國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26可見他們既想引進西方教育體制，而又希望保存傳統文化精神的思路，因此在分科上顯示出了不同於西方的獨特性。“癸卯學制”中大學堂分為經學科、政法科、文學科、醫科、格致科、農科、工科、商科等八科。作為首科的經學科又分為周易、尚書、毛詩、春秋左傳、春秋三傳、周禮、儀禮、禮記、論語、孟子和理學等十壹門，經學從“壬寅學制”從屬於文學大科而轉至單獨設立壹科，且分為十壹門來學習，理學也附在經學科之中，可見經學已經被提高到至上的位置，體現了晚清在最後幾年對“中學為體”的重視程度之深。政治科僅分為政治和法律兩門。而文學科分為中國史學門、萬國史學門、中外地理學門、中國文學門、英國文學門、法國文學門、德國文學門、俄國文學門、日本國文學門等九門27。文學科從“壬寅學制”中寬泛的大文學觀中獨立出來，去掉了經學、理學、諸子學、掌故學，除了地理學稍嫌突兀之外，“癸卯學制”中的“文學”應該主要是指各國語言文字、各國文學和各國歷史，而這種安排實質上是從最基礎的語言文字及文法的學習到由文字構成的經典文學的學習，最後擴大到歷史文化語境。
中國文學門的科目為：壹是主課，分為文學研究法、說文學、音韻學、歷代文章流別、古人論文要言、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周秦傳記雜史及周秦諸子等七科；二是輔助課，包括四庫集部提要、漢書藝文誌補註及隋書經籍誌考證、禦批歷代通鑒輯覽、各國記事本末、世界史、西國文學史、中國古今歷代法制考、外國科學史、外國語文等九科。28其輔助課主要是了解中國的“國學”和西方科學文化史；從主課看來，說文學和音韻學是中國語言文字研究科，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和周秦傳記雜史及周秦諸子則主要是中國古代作家作品選讀，雖然周秦至今文章名家的課時數較多29，但只是因為周秦至今文章名家浩如煙海，而對文學學科的建立和發展起主導作用的則是文學研究法、歷代文章流別和古人論文要言。
壹，文學研究法制訂了“研究文學之要義”41條30：
壹，古文蒥文、小篆、八分、草書、隸書、北朝書、唐以後正書之變遷
二，古今音韻之變遷
三，古今名義訓詁之變遷
四，古以治化為文、今以詞章為文關於世運之升降
五，修辭立誠、辭達而已二語為文章之本
六，古今言有物、言有序、言有章三語為作文之法
七，群經文體
八，周秦傳記、雜史文體
九，周秦諸子文體
十，史、漢、三國四史文體
十壹，諸史文體
十二，漢魏文體
十三，南北朝至隋文體
十四，唐宋至今文體
十五，駢散古合今分之漸
十六，駢文又分漢魏、六朝、唐、宋四體之別
十七，秦以前文皆有用、漢以後文半有用半無用之變遷
十八，文章出於經傳古子四史者能名家、文章出於文集者不能名家之別
十九，駢、散各體文之名義施用
二0，古今名家論文之不同
二壹，讀專集、讀總集不可偏廢之故
二二，辭賦文體、制舉文體、公牘文體、語錄文體、釋道藏文體、小說文體，皆與古文不同之處
二三，記事、記行、記地、記山水、記草木、記器物、記禮儀、文體、表譜文體、目錄文體、圖說文體、專門藝術文體，皆文章家所需用
二四，東文文法
二五，泰西各國文法
二六，西人專門之學皆有專門之文字，與漢藝術誌學出於官同意
二七，文學與人事世道之關系
二八，文學與國家之關系
二九，文學與地理之關系
三0，文學與世界考古之關系
三壹，文學與外交之關系
三二，文學與學習新理新法制造新器之關系（通漢學者筆述較易）
三三，文章名家必先通曉世事之關系
三四，開國與末造之文有別（如隋勝陳、唐勝隋、北宋勝晚唐、元初勝宋末之類，宜多讀盛世之文以正體格）
三五，有德與無德之文有別（忠厚正直者為有德，宜多讀有德之文以養德性）
三六，有實與無實之別（經濟有效者為有實，宜多讀有實之文以增才識）
三七，有學之文與無學之文有別（根柢經史、博識多聞者為有學，宜多讀有學之文以厚氣力）
三八，文章險怪者、纖佻者、虛誕者、狂放者、駁雜者，皆有妨世運人心之故
三九，文章習為空疏，必致人才不振之害
四0，六朝南宋溺於好文之害
四壹，翻譯外國書籍函牘文字中文不深之害
以上第壹至第六是文學研究的基礎，主要註重於文字和詞章，包括字體演變、音韻、訓詁和詞章、文章、作文之法。第七至第二三***十七條，主要就文體問題展開，按照古文名家姚鼐、曾鞏、歸有光、謝枋、王三省等人所論，古文壹般分為駢體和散體兩種體式，而按照體制可分為論說、箴銘、頌贊、辭賦、序跋、贈序、詔令、奏議、書牘、哀祭、傳狀、碑誌、敘記、典誌、雜記等類，按照性質可分為論理、敘事、抒情、寫景、歷史、哲學、藝術、實用等類，還可按照作法、時代等標準分類，而此處所定的文體則是綜合上述多種，如十二、十三、十四按照時代分類，十五、十六、十九按照駢散體式分類，二二按照體制分類，二三按照性質分類，其他分類標準比較雜，而在主要課程設置中的古人論文要言、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周秦傳記雜史及周秦諸子等相對應。第二四至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