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當指出，英國小說藝術，像其他藝術形式壹樣，不可避免地經歷了壹個從原始到成熟的發展過程。事實上，它的每壹個發展階段都同英國當時的社會、歷史、政治、文化和經濟狀況息息相關。就此而論，英國小說藝術的發展不是壹種孤立或自發的文學現象，而是與英國的社會變化以及異域（尤其是歐洲各國）文化的繁榮昌盛彼此交融的。當然，英國小說藝術的發展與演變有其自身的規律和秩序。這種規律和秩序不能通過抽象的、主觀的或形而上學的方法來解釋，而只能通過對歷代小說文本的考察與研究來加以揭示和驗證。然而，在深入探討英國小說藝術的具體特征與美學價值之前，很有必要對其歷史概貌和演化過程作壹番簡要的概述。
作為壹種公認的敘事性散文文學體裁，英國小說已經具有四百多年的歷史。從理論上講，英國小說形成之日，便是其藝術問世之時。當然，小說藝術被作家接受並得到讀者的理解和評論家的認可需要壹個過程。但迄今為止，西方評論家對英國的第壹部小說究竟始於何年及出於何人之手眾說紛紜，莫衷壹是。有人說是塞繆爾·理查遜（Samuel Richardson, 1689-1761）的書信體小說《帕梅拉》（Pamela, 1740），有人說是丹尼爾·笛福（Daniel Defoe, 1660-1731）的冒險小說《魯濱遜漂流記》（Robinson Crusoe, 1719），也有人說是約翰·班揚（John Bunyan, 1628-1688）的宗教寓言小說《天路歷程》（The Pilgrim’s Progress，上集1678，下集1685）。其實，早上16世紀末的文藝復興時期，英國小說已端倪可察。當時，約翰·黎裏（John Lyly, 1554?-1606）、菲利普·錫德尼（Philip Sidney, 1554-1586）、羅伯特·格林（Robert Greene, 1558-1592）和托馬斯·納什爾（Thomas Nashe, 1567-1601）等壹群畢業於牛津和劍橋的才華溢的“大學才子”（University Wits）對詩歌壹統天下的局面進行反駁。在文藝復興運動的鼓舞下，他們對小說這種新的文化體裁進行了大膽的實踐和探索，並開始采用風格典雅和雕琢華麗的散文語言創作敘事性作品，從而翻開了英國小說歷史的第壹頁。黎裏的《尤弗伊斯》（Euphues, The Anatomy of Wit, 1579）、錫德尼的《阿卡鍬亞》（Arcadia, 1590）、格林的《潘朵斯托》（Pandosto: The Triumph of Time, 1588）、納什爾的《不幸的旅行者》（The Unfortunate Traveler, 1594）和托馬斯·迪羅尼的《紐伯雷的傑克》（Jack of Newbury, The Famous and Worthy Clothier of England, 1597）等作品都體現了小說的藝術特征。它們不僅在題材上變化顯著，而且在形式、結構和語言上同當時的詩歌和戲劇大相徑庭，已經成為壹種新興的、頗有發展潛力和備受讀者青睞的文學體裁。這些作品大致可分為羅曼司和現實小說兩大類，從各個側面反映了伊麗莎白時代的社會生活。當時英國的散文敘事作品似乎獲得了壹種嶄新而又絢麗的文體，盡管它作為敘事文學還顯得不夠成熟。然而，“這類作品在當時與那些適應飄忽不定的語言和讀者見面時肯定具有近似於魔術般的效果，因為它不受音步的限制。”②顯然，16世紀末的“大學才子”是英國小說的開拓者和創始人。盡管16世紀末在英國文壇勃然興起的“小說熱”只延續了大約二十年時間，但“大學才子”們的創作實踐為英國小說藝術的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17世紀是英國多事之秋，政局動蕩，社會混亂，民不聊生。英國小說的發展勢頭受到了極大的遏制。隨著“大學才子”們的相繼去世，曾經風行壹時的英國小說開始峰回路轉，步履維艱。那些不喜歡或不擅長寫散文故事的作家便熱衷於撰寫具有說教意義或喻世內容的散文。“他們放棄敘事文學並隨後轉向撰寫壹系列具有說教性質的文章，這表明了他們的自我封閉和缺乏傳遞任何戲劇效果的能力。”③在沈寂了半個多世紀之後，英國小說在約翰·班揚的努力下東山再起。然而，班揚似乎是17世紀英國文壇的壹位孤獨的長跑者。他的《天路歷程》雖然在當時頗有影響，但這並沒有造就壹批新的小說家，也沒有使小說取代詩歌的地位。盡管如此，班揚對小說藝術進行了有益的嘗試，巧妙地采用夢境來反映現實，並使壹個看來純屬虛構的宗教寓言折射出廣泛的象征意義。雖然，在英國小說尚未告別雛形期之際，班揚的藝術構思及其對小說篇章結構的駕馭能力體現了壹定的前瞻性，並且對英國小說的全面崛起產生了積極的影響。此外，17世紀的英國文壇上還出現了不少所謂的“性格特寫”。這些用散文寫成的作品不僅生動地描繪了當時社會上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而且還詳細地剖析了各種人物的性格特征。“性格特寫”是17世紀的英國小說藝術的發展處於低潮時期的壹種獨特的文學體裁，其描寫手法十分巧妙，且入木三分，常常令讀者回味無窮。盡管“性格特寫”還不能被歸在小說之列，但它們對英國小說藝術的發展曾產生過壹定的影響。毫無疑問，班揚的小說創作及其同時代作家的“性格特寫”使步履維艱的英國小說面臨了新的挑戰和機遇。
18世紀是英國小說全面崛起的時代，也是小說藝術取得長足進步的時代。享有“英國現實主義小說之父”稱號的丹尼爾·笛福在他的長篇小說《魯濱遜漂流記》中生動地表現了英國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的創業意識和冒險精神，並成功地塑造了壹個當時中小資產階級理想中的英雄人物的形象。“笛福的哲學觀念與17世紀的英國經驗主義者們十分吻合，他比以往的作家更加完整地表現了各種個人主義的東西。他的作品獨特地展示了各種形式的個人主義同小說的興起之間的聯系。這種聯系在他的第壹部小說《魯濱遜漂流記》中得到了明顯而又完全的顯示。”④笛福的其他幾部小說不僅涉及壹系列現實問題，而且也展示了現實主義的藝術特征，他筆下的人物大都是處於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的英國小資產階級的化身。引人註目的是，笛福在《魯濱遜飄流記》中成功地采用了“自傳性回憶”（autobiographical memoir）的手法來表現主人公的冒險經歷。這種創作手法不僅是對當時在英國較為流行的懺悔性自傳的壹種挑戰，而且也超越了以往的小說形式，因而對英國小說藝術的發展具有壹定的積極意義。
在18世紀的英國文壇上，“第二種建立在‘老式櫟木櫃子’上的小說是書信小說或書信體小說（the epistolary novel），其作者仿佛是壹位不知怎麽被他弄到手的壹大堆書信的編輯。”⑤早在1683年，英國女作家阿弗拉·班恩（Aphra Behn, 1640-1689）便創作了第壹部英語書信體小說《壹名貴族與他妹妹之間的情書》（Love-letters Between a Nobleman and His Sister）。然而，真正使書信體小說發展成為壹種文學樣式並使其廣為流傳的無疑是塞繆爾·理查遜。他的三部書信體小說《帕梅拉》（Pamela, 1740）、《克拉麗莎》（Clarissa, 1748）和《格蘭狄森》（Grandison, 1754）在當時幾乎家喻戶曉。書信體小說的問世對英國小說藝術的發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它不但進壹步豐富了小說的敘述形式，而且也使作者的角色發生了變化。不僅如此，書信體小說使人物更加貼近讀者，真實地展示人物的心理活動與情感變化，給人壹種前所未有的即時感與現實感。正如壹位英國批評家指出：“人們覺得這種小說形式具有兩個潛在的作用，即令人印象深刻的即時性和對心理現實乃至意識流的探索。”⑥毫無疑問，理查遜的創作實踐在英國小說藝術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它給後來那些致力於小說實驗與革新的作家留下了極大的想像空間。
18世紀，英國現實主義小說發展迅猛。當時，英國的“大多數圖書館收藏各種文學作品，但小說通常被認為是主要收藏對象。毫無疑問，這便導致了閱讀該世紀中出版的小說的人數顯著增加。”⑦英國文壇相繼湧現了喬納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 1667-1745）、亨利·菲爾丁（Henry Fielding, 1707-1745）、勞倫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 1713-1768）和簡·奧斯丁（Jane Austen, 1775-1817）等優秀作家。作為壹種生動、全面反映社會生活的文學樣式，小說在英國人民的日常生活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其地位和影響首次超過了詩歌和戲劇。與此同時，英國的小說藝術也日趨成熟。“我們對‘小說’這個術語的使用直到18世紀末才算真正確立。”⑧斯威夫特別出心裁地創作了壹部令人捧腹卻又引人深思的《格列佛遊記》（Gulliver’s Travels, 1726）來針砭時事，嘲諷現實，開創了英國小說諷刺藝術的先例。菲爾丁所創作的壹系列反映社會生活的長篇小說不僅體現了較為熟練的謀篇布局的能力，而且還反映出他對傳統史詩藝術的巧妙運用。菲爾丁既模仿古典史詩的敘事手法，又刻意改變史詩通常具有的嚴肅性和悲劇色彩，在其小說中不時摻入富於喜劇色彩的成分，從而使其小說成為所謂的“散文式喜劇史詩”（comic epic in prose）。難怪“理查遜和菲爾丁兩人都認為自己是壹種新的文學樣式的倡導者，他們都將自己的作品看作是對陳舊的傳奇小說的壹種決裂。”⑨通常被稱為感傷主義作家的勞倫斯·斯特恩無疑是18世紀英國小說最傑出的革新家。當英國小說還只是像壹棵嫩綠的幼苗企盼呵護的時候，斯特恩似乎已經對小說的現存模式感到不滿。他義無反顧地對小說形式進行了重大的改革。在《項狄傳》（Tristram Shandy, 1759-1767）中，他首次打破了傳統小說的框架結構，摒棄以鐘表時間為順序的創作方法，以壹種全新的小說文本來描述主人的內心世界。不言而喻，斯特恩的文學實驗為英國小說藝術增添了新的活力，並且使小說形式進壹步朝著多樣性與靈活性的方向發展。值得壹提的是，在18世紀的英國文壇上還湧現了壹位出類拔萃的女作家簡·奧斯丁。她的小說在質量上與同時代的任何男性作家相比都毫不遜色。她不僅善於運用諷刺手法和機智的對話來表現主題，而且還能巧妙地利用少量的人物和有限的地域背景來展示廣闊的生活圖景。“在簡·奧斯丁的藝術中有些東西是具有永恒價值的。”⑩就總體而言，18世紀的小說家大都從英國的現實社會中攝取創作素材，展示了壹幅幅生動逼真的生活畫面，塑造了壹個個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通過他們的大膽探索與實踐，英國小說不僅更加生機勃勃，而且在藝術上也日趨成熟。
19世紀，英國小說步入了繁榮昌盛的時代，其藝術形式和創作手法也得到了進壹步的鞏固與發展。19世紀初，隨著浪漫主義文學思潮席卷整個歐洲大陸，英國文壇出現了壹批優秀的歷史小說和冒險小說，其代表人物是沃爾特·司格特（Walter Scott, 1771-1832）。他壹生創作了三十多部長篇小說，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展示了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盡管司格特對小說藝術革新的貢獻十分有限，且被當今不少學者視為壹名過時的“歷史人物”，但他洋洋灑灑的歷史小說和傳奇作品已經成為英國文壇的壹個不可忽略的文學景觀，並且在壹定程度上提高了英國小說的地位，使之變得更加體面，更加可敬。
自19世紀中葉起，英國小說在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1812-1870）等優秀作家的***同努力下，呈現出空間繁榮的景象。據史料記載，從1837年到1900年，大約有六萬部供成人或青少年閱讀的小說在英國各地出版。也許有七千個維多利亞時代的人有理由自稱為小說家。當然，在藝術上取得成就並且載入史冊的人為數不多。狄更斯和薩克雷（William M. Thackeray, 1811-1863）在小說的情節安排和語言藝術方面均體現出很高的造詣，使長篇小說更具可讀性和趣味性。勃朗特姐妹（Charlotte Bronte, 1816-1855; Emily Bronte, 1819-1848）對人物形象的刻畫有獨到之處，而喬治·艾略特（George Eliot, 1819-1880）則將人物的心理現實描繪得淋漓盡致。19世紀下半葉是英國殖民主義統治由盛轉衰的時期，也是英國社會矛盾重重，政局動蕩、道德沈淪、貧富沖突嚴重以及勞資糾紛加劇的時期。所有這些自然在小說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狄更斯與其同時代的作家參及後來的托馬斯·哈代（Thomas Hardy, 1840-1928）懷 著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以現實主義為創作原則，對英國社會的種種弊端和邪惡進行了無情的暴露。這便是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的批判現實主義。應當指出，19世紀的現實主義小說不僅在題材上具有極強的現實性，而且在人物塑造方面也體現了平民化的傾向。通常，19世紀的現實主義小說在時間與空間上遵循唯理主義的原則，在故事情節上註重趣味性與可讀性，並且在形式結構上講究精裁密縫，嚴謹合理。就此而言，19世紀的現實主義小說不僅代表了16世紀末以來英國小說藝術的精華，而且也是歷代小說家集體智慧的結晶。馬克思曾對狄更斯等現實主義作家給予高度的評價：“他們以明白曉暢和極為動人的描寫向世界提示了政治的和社會的真理，比起所有的政治家、理論家和道德家合起來所做的還要多。”⑾
20世紀是英國小說藝術變化最大、創作技巧發展最快的時期。隨著世界經濟、科技與文化的飛速發展和資本主義社會各種矛盾的進壹步激化，整個西方文壇發生了壹場驚世駭俗的文學大地震。20世紀初，由於威爾斯（Herbert George Wells, 1866-1946）、高爾斯華綏（John Galsworthy, 1867-1933）和貝內特和新的現實面前依然竭力效仿傳統小說的模式，因此他們對表現日趨復雜的現代經驗和急劇變化的社會現實已經力不從心。顯然，當時的英國小說步履維艱，其形式的改革和藝術的更新已經勢在必行。壹些思想前衛、崇尚革新的青年作家似乎意識到了英國小說所面臨的困境與考驗，並試圖捕捉能導致英國小說實現重大突破的良機。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 1843-1916）和約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 1857-1924）等早期現實主義作家在追求小說藝術革新的過程中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他們向世人推出了壹系列令維多利亞時期的藝術前輩刮目相看的新型小說，這使壹部分崇尚現代主義精神的青年作家備受鼓舞。第壹次世界大戰前夕，現代主義思潮席卷英國，幾乎顛覆了其固有的文化基礎，並使整個文學傳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懷疑和沖擊。當時，英國百姓隨時都能聽到“立方主義”、“非洲雕塑”、“新戲劇”、“後印象主義繪畫”和“維也納心理學”等時新名詞。著名意識流小說家弗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 Woolf, 1882-1941）曾撰文指出：“1910年12月左右，人性變了……人的壹切關系都在變化——主仆關系、夫妻關系、父母同子女的關系。當人際關系發生變化時，宗教、行律響徹整個愛德華時代之際，英國小說也對現代經驗和現代意識作出了積極的反應與相應的自我調整。正當不少恪守傳統的現實主義作家在紛亂復雜的現實面前顯得無所適從時，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 1882-1941）、D. H.勞倫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 1885-1930）和弗吉尼亞·伍爾夫等壹批主張走文學改革道路的青年作家則看到了未來小說文本不斷走向開放與多元的發展趨勢。他們勇敢地面對挑戰，及時抓住機遇，積極投身於小說形式的革新和藝術的改造，從而使英國小說發生了質的變化。
第壹次世界大戰之後，英國小說在現代化的道路上急速地跑了壹陣子，其藝術形式也顯得琳瑯滿目，精彩紛呈。1922年，喬伊斯的意識流小說《尤利西斯》（Ulysses）問世，從而將英國小說的革新運動推向了高潮。西方不少評論家認為，《尤裏西斯》不僅包含了幾乎所有的新潮手法，而且代表了英國現代主義小說藝術的最高成就。像喬伊斯壹樣，伍爾夫也致力於小說形式的實驗與革新，對如何處理現代小說的框架結構和時間問題以及如何表現人物意識均作了大膽的嘗試，成為英語意識流小說的另壹位重要代表。勞倫斯是自亨利·詹姆斯之後的又壹位重要的心理小說家。盡管他的創作風格同喬伊斯和伍爾夫之間存在著極大的差別，但他獨特的審美意識、對人類的性經驗和心靈的黑暗王國的探索以及他那充滿肉體感的語體使其成為壹名與眾不同的現代主義小說家。不言而喻，英國現代主義小說的全面崛起不僅為世界文學歷史增添了極其輝煌的壹頁，而且也極大地豐富了英國小說的藝術表現力，並有力地促進了小說藝術的發展。
現代主義小說藝術充分展示了現代派作家強烈的改革意識和巨大的創作潛力，同時也體現了小說現代化和多元化的特征。它代表了壹種新的審美意識和價值觀念，反映了壹種逆傳統而動的求變心理。在題材上，現代主義小說註重提示人物的精神世界，反映人物的孤獨感、異化感乃至病態心理。在形式上，現代主義小說充分體現了多樣性和靈活性的特點。現代派作家淡化小說的情節，不再試圖敘述壹個引人入勝的故事，而是在作品中追求壹種藝術上完美和諧的“圖式”和耐人尋味的深層結構。在這種“圖式”裏，有序的時間、空間、因果關系和邏輯原理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飄忽不定的意識、紛繁復雜的形象和支離破碎的生活鏡頭。在技巧上，現代主義小說追求標新立異。現代派熱衷於采用熟經叛道的藝術手法來表現瞬息萬變的精神世界和混亂無序的現實生活，如視角轉換、內心獨白、自由聯想，時空跳躍、蒙太奇、夢境與幻覺以及看上去雜亂無章的表層結構和朦朧晦澀的敘述筆法等等。所有這些都構成了現代主義小說藝術革新的重要標誌。總之，現代主義小說藝術既是離經叛道的藝術，又是生機勃勃的藝術，同時也是富於極強表現力的藝術。這種藝術在英國小說藝術史上不但是前所未有的，而且也是無與倫比的。它拓寬了英國小說的發展空間，促進了小說文本現代化和多元化的進程，並且使這壹文學樣式達到了更加成熟與完美的境地。
引人註目的是，英國現代主義小說在20年代達到巔峰期之後由盛轉衰，開始退潮，而被冷落了多年的現實主義小說則卷土重來，並再次成為英國文壇的主流。30年代至50年代是現實主義小說全面回潮的時期。顯然，這次回潮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和特殊的歷史背景。30年代至50年代是壹個危機四伏、動蕩不安的時期。30年代的經濟危機和社會動亂、40年代的二次大戰和兵荒馬亂以及50年代的社會矛盾和精神危機不僅是現實主義小說東山再起的外部原因，而且也在這些小說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就總體而言，這壹時期的現實主義小說中有兩類作品較為引人註目：壹是社會諷刺小說，二是由多卷組成的系列小說或“長河小說”（river novel）。應當指出，30年代至50年代的現實主義小說與世紀初高爾斯華綏等作家的小說相比，在藝術上更加成熟，在形式上也更加完善。盡管這壹時期的現實主義作家不像現代派作家那樣關註小說藝術的改革和創作技巧的翻新，但他們卻十分樂意借助某些富有生命力的現代主義手法來反映主題。此舉不僅取得了良好的藝術效果，而且也為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小說在藝術上取長補短、相得益彰找到了壹條途徑，從而使小說藝術更加豐富與完善。引人註目的是，赫胥黎（Aldous Huxley, 1894-1963）等諷刺作家不約而同地繼承和發揚了由18世紀大文豪喬納森·斯威夫特開創的諷刺文學的傳統。他們的小說以冷嘲熱諷乃至黑色幽默般的筆解描繪了兩次大戰期間英國社會的動蕩不安和知識分子的精神危機。30年代至50年代在英國文壇較為流行的另壹種小說樣式便是安東尼·鮑威爾（Anthony Powell, 1905- ）等作家創作的“長河小說”。它與傳統的長篇歷史小說或高爾斯華綏的世系小說具有很大的區別。它雖然由多部小說組成，但往往描寫壹個故事而不是多個故事；它提示的不是壹個家庭或地區的變化，而是壹個中心人物的經歷與情感生活。就總體而言，30年代至50年代的現代主義小說不僅是這個時代的必然產物，而且也在英國小說藝術史上擁有壹席之地。
自20世紀下半葉起，英國小說在藝術形式上呈現出兼容並蓄和多元發展的趨勢。在英國文壇上，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包括後現代主義）兩股文學潮流分庭抗禮，此起彼伏，但又不時互相融合，交錯重疊。正當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 1904-1991）等現實主義作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努力反映當代英國社會的種種矛盾與弊端時，塞繆爾·貝克特（Samuel Beckett, 1906-1989）繼承了喬伊斯等作家開創的現代主義事業，對小說藝術作了進壹步的探索與實驗。貝克特成功地推出了壹系列具有“反小說”（antinovel）特征的“荒誕小說”，為後現代主義小說藝術的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自60年代起，具有後現代主義藝術傾向的小說在英國文壇競相問世，其代表作家有勞倫斯·達雷爾（Lawrence Durell, 1912-1990）、約翰·福爾斯（John Fowles, 1926- ）和B. S. 約翰遜（Bryan Stanley William Johnson, 1933-1973）等。這些作家大都試圖采用新的語言體系來創造壹個小說世界，並使自己的小說成為壹個獨立的反身文本。他們往往藐視因果關系，反對邏輯原則和藝術形式的統壹，而是強調文本結構的無序性和混沌性以及意義的不確定性。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們的小說體現的不是認識論或反映論而是本體論的哲學觀念，同時也反映了當代壹部分作家用於質疑並試圖解釋包括文學在內的人類本體狀況的壹種文化觀和藝術觀。
引人註目的是，當代英國文壇上湧現了壹批才華橫溢而又精力充沛的年輕作家。他們樂於進取、博采眾長、不落俗套、推陳出新，顯得異常活躍。他們雖然還未能被載入史冊，但已經鋒芒畢露，令人刮目相看。在英國小說藝術不斷走向現代化和多元化的時代，當代英國作家正在努力探索，大膽實踐，決心為21世紀英國小說藝術的可持續發展添磚加瓦。然而，在當代英國文壇上，不少文化人正在對後現代主義之後的小說藝術和文本模式爭論不休。他們急切地想知道新世紀的英國小說究竟何去何從。與此同時，不少“無紙傳播”時代的寫手們在網上信筆塗鴉，隨心所欲乃至胡鬧式地制作新興文學快餐來滿足成千上萬衣著新潮、充滿活力的“新人類”的胃口。當然，其中也有壹些思想前衛的作家試圖在信息時代尚未消失之前創作具有長久和穩定價值的“網絡小說”。顯然，這種多極聯動和多元並存的現象將成為21世紀英國小說藝術發展的基本態勢。
縱觀英國小說藝術的發展歷程，我們不難發現，它始終處於變化之中，並對種個歷史時期的社會現實和讀者趣味作出了及時的反應。四百年來，隨著科學技術和社會生活的不斷發展，英國小說從內部結構到外部形式均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其藝術也壹再得到優化與升華。英國小說藝術體現了極強的生命力。它從文藝復興時期的繈褓中發育成長，經過了各個歷史時期的文學浪潮的洗禮或沖擊，以堅定自信的步伐跨入了新世紀和新千年。時至今日，英國的小說藝術已經發展到了高度成熟和相當完美的階段，與其四百年前的雛形相比有著天壤之別。從某種意義上說，英國小說藝術的變化與發展同詩歌或戲劇藝術相比更加引人註目，更加令人贊嘆。它雖起步較晚，但它不僅能與歷史和社會的發展同步，而且還體現出強烈的時代氣息，並生動地反映了英國社會的動蕩與變遷。縱觀英國小說藝術的發展歷史，我們不難發現以下四個特點：
第壹，英國小說藝術在其四百多年的發展道路上體現了壹種自信而又自得的單獨走向。自16世紀末以來，它不但經歷了從雛形、崛起、成熟、繁榮、革新到多元的演變過程，而且還充分展示了它的英國特色、英國特點、時代特征和作家特長。盡管文學藝術沒有國界，且難免要受到鄰國和異域文化思潮的影響，但隨著英國殖民統治的不斷強化和英語國際化進程的不斷加快，英國小說家們逐漸變得更加自信與自得。自18世紀起，英國小說已經擺脫了歐洲鄰國各種文學樣式的影響，呈現出獨善其身、獨領風騷且又加劇進化與演變的發展態勢。正如壹位西方評論家所說：“法國征服者在壹件事情上完全失敗了；他們在中世紀未能成功地使在法國已經十分流行的短篇散文故事根植於英國的土壤。”⒀不言而喻，英國小說既是本國社會演變的必然產物，又體現了自身的發展規律和藝術特征。而這種規律與特征在別國小說史上是難以尋覓的。平心而論，在別國的小說史上既很難找到像笛福、理查遜、斯特恩、斯威夫特、狄更斯、詹姆斯、勞倫斯、喬伊斯、伍爾夫和貝克特這樣獨具壹格的小說家，也難以見到像《魯賓遜漂流記》、《帕梅拉》、《項狄傳》、《格列佛遊記》、《荒涼山莊》、《淑女畫像》、《虹》、《尤利西斯》、《達羅衛夫人》和《莫洛伊》（三部曲）那樣的小說。這些作家和作品不僅具有明顯的英國特色，而且體現了與眾不同的小說藝術。顯然，英國各個歷史時期的社會現實、生活氣息、文化氛圍和語言特征對其小說藝術的單獨走向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第二，英國的小說樣式精彩紛呈，藝術門類豐富齊全。作為壹種反映生活的藝術工具，小說在英國經歷了壹個從低級到高級，從原始到成熟的發展過程，其作品樣式也隨之日益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