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學文的寫作關註的是農村，所以寫農民的生活和精神狀態是很自然的。小說中沒有明顯的時代烙印，時代更加隱蔽。如果寫壹個人的成長，這個烙印會更明顯，比如“壹棵樹的成長模式”。
胡學文的小說簡單、幹凈、準確，以其獨特的草原風情和濃郁的生活氣息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小說創作體現了對現實主義風格的堅持和發展。他潛心下筆，書寫當代中國農村的生存困境，直擊生活痛處，不斷將苦難的深度推向生存的極限。
他的小說腳踏實地、穩紮穩打地反映了壩上人的生活，表達了自己對生活的理想，不追逐時尚，不求超前。自古以來，守己就是壹種被人稱道的美德。現在的社會，什麽都想堅持真的很難，不容易的時候才更有價值。胡學文堅持自己的創作理念和風格，總是遠離喧囂，有自己的生活範圍和軌跡。
他的小說是典型的現實主義風格，但在描述現實時，他的小說往往達到壹種近乎荒誕的色彩，這既與轉型期中國農村現實中的非理性有關，也與作者在藝術提煉上達到的效果有關。正因為貼近現實，小說才充分展現了現實中的荒誕。壹位朋友在評論我的壹部小說時說:寫底層是胡學文的命運。某種意義上可能是合理的，但我不完全同意這種說法。的確，壹個作家寫什麽或者喜歡寫什麽，都是作家控制不了的。當然，有些人可以，有些人永遠不能。我也寫過幾部知識分子的小說，但說實話，我的感情離不開小人物，我更喜歡寫他們，比如農民，比如普通市民。其實也包括知識分子。我寫過壹篇創作談:小人物與大人物的心。我認為壹個作家如何建構文學世界，傳達什麽聲音，如何傳達，與人物的性別、身份、職業、地位、能力無關，至少沒有直接關系。寫高官不壹定能出大作，寫小人物也不壹定壹個人看不下去。狄更斯和契訶夫作品中的很多人物都很卑微，但誰能否認狄更斯和契訶夫的成就呢？所以寫小人物還是大人物，取決於作家的經歷和情感，與題目無關。如果和題目有關，就在於從這個點進入後能拓展多少空間。
壹個作家的寫作和他的出生地、童年有很大的關系。有壹種說法，作家的寫作是關於他的童年。換句話說，壹個作家總有自己的領地，那個地方是作家最熟悉的地方，所以最容易產生情緒。站在那個地方，我有天馬行空的想象，也有認真的思考。就像壹棵樹，它生根要有筆直的樹幹和茂盛的枝葉。故事壹定要有創意。
壹部好的小說，壹定要有壹個超出別人想象的有創意的故事。
哈迪的夫人彼得裏克。壹個普通女人愛上了壹個年輕貴族，好像得了歇斯底裏癥。她把自己的幻想當成了現實，以為她和丈夫的孩子是那個年輕貴族生的。臨死前，她向丈夫透露了這個秘密。她老公壹開始很生氣，後來欣喜若狂，得意洋洋。原來他也討厭自己的資產階級血統，覺得太平庸了。在他看來，貴族血統就是貴族。他希望貴族的血液融入他的家庭，改變他的血統。
哈代寫了這個，這是壹個創造。奴隸羨慕主人，想爬到主人的位置，這種事自古以來並不少見。這在哈代的時代並不少見。但是，真的很難看到自己的老婆貴族願意生孩子，比自己的孩子好看。正是這種“難見”，深刻地刻畫了人類的靈魂。
細節是成敗的關鍵。
故事很重要，但胡學文認為細節是壹部小說成敗的關鍵。
比如紀錄片《風吹紅裙》:壹個丈夫的死，縣長靠壹個偶然的細節破案，就是妻子黑裙子裏面的紅裙。
比如遲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壹個女人喝酒，撒野，罵大街，罵鄉幹部》。沒人敢惹她。她什麽都不怕，就是特別怕停電。最終謎底解開:礦難發生後，她死去的丈夫無法下葬，只能“睡”在冰箱裏。
比如景永明的《大聲呼吸》:兩個進城打工的人，心理壓抑，沒地方哭。最後他們在城外打車，就是為了哭。
故事可以編，細節編不出來。壹部小說，看完之後，可能很快就忘記了內容，但是有壹個或幾個細節卻嵌在了腦海裏。細節是通過尋求和體驗創造出來的。
人物與故事同行。
小說和故事的區別在於，小說要塑造人物，人物要帶著故事，而不是故事帶著故事。
在文學史上，優秀的小說塑造了鮮明的人物形象。同樣的事情，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態度。如果收票人拒絕進劇場，不同氣質和性格的人可能會有不同的處理方式。ABCD有四種:決心進，以煙博取人脈，乞討，不讓進。
語言是小說的血液。
故事的設定，情節的推進，人物的塑造，都是靠語言。
語言是小說的血液，是作家的武器。我記得有兩篇作文用了“爬”這個詞。我從四十爬到十五。細節，壹個老頭把剝好的瓜子放在火柴盒裏等孫子，十幾盒。
余華描寫壹位波蘭作家，他寫道，壹只煮熟的螃蟹正從路上逃跑，壹路上掉了腳。這種逃避方式令人驚訝。
在余華的《活著》中，傅貴把他的兒子有慶埋在壹棵樹下。當他站起來回家時，他看了壹眼陽光下的路。這是他兒子每天都要走的壹條路。余華認為，傅貴剛剛埋葬了他的兒子，這條路必須記下來，因為它就在那裏，他可能會不穩定。余華想了很久，想出了壹個比喻:太陽照在那條路上，像是撒滿了鹽。
歌德曾經說過，藝術的真正生命在於對個體特殊事物的掌握和描述。所以，優秀的作家總是善於發現別人看不到的東西。用距離做比喻，不僅難，而且絕無僅有。故鄉在作家心中有著特殊的地位。這裏的壹抹晚霞，壹縷青煙，或快樂的回憶，或痛苦的瞬間，都會成為作家的精神養料和人生鑒賞。“張遠的土壤豐富而奇特，她寫得越久，就越珍貴。”省作協副主席、市作協主席、著名作家胡學文在與記者談起自己的文學創作時，飽含著對故土的深情。
1967，胡學文出生在草原遼闊、民風淳樸、邊塞風情濃郁的沽源縣。考入張北師範大學，後就讀於河北師範大學中文系，後回到家鄉固原任教。二十歲出頭，胡學文就開始了他的文學創作，這給他帶來了許多榮譽。
“我剛創作的時候，總是把小說背景設定在清末民初，也寫當代小說，但大多是在別人的領域裏撓頭。”胡學文介紹了他早期創作的情況。
胡學文的創作在繼續，同時，他不斷地吸收文學營養。胡學文深受18世紀法國著名歷史學家和文學評論家達娜在《藝術哲學》中的壹段話的啟發，達娜寫道:“幾個世紀後，我們只聽到藝術家的聲音，但在傳入我們耳朵的響亮聲音下，我們也能辨認出藝術家周圍群眾和合唱隊復雜而無休止的歌聲。正是因為這種和諧，藝術家才變得偉大。”
“什麽是壹個人永遠不會忘記的？不同的經歷有不同的答案。但有些是壹樣的:童年，母親，土地。”漸漸地，胡學文對生活有了這樣的感覺。童年快樂，母親善良，土地影響性格。也就是說，壹方水土會支持壹方。隨著年齡的增長，這種感覺在胡學文的頭腦中變得更加清晰，並顯示出奇異的光彩。之後，胡學文把目光投向了張遠的熱土:在靈魂飛翔的天空裏，在欣賞和思索生命意義的老房子裏，生命的記憶從未真誠清晰。《來自外太空的歌聲》、《秋風的告別》、《極地胭脂》、《壹棵樹的生長方式》等具有濃郁地域特色的小說相繼問世，被評論界貼上了草原文化的標簽。也是文壇眾多著名作家的獨特“自留地”:沈從文的湘西，莫言的高密，周大新的豫西南等等。
“我覺得是什麽標簽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找到了自己的土壤。”胡學文說。
在明確了寫作方向後，胡學文創作了壹批具有鮮明地域文化特色的小說。同時，胡學文也對文學創作有了更深刻的思考。他認識到，地域不是孤立的、孤立的，而是具有超越時空的* * *性質。優秀的作品流傳千古，感動壹代又壹代，因為他們都崇尚美善，摒棄冷漠自私。環境不壹樣，但感情是壹樣的。在創作中，胡學文開始有意識地淡化地域特征，尋找人類的* * *性。
胡學文的小說以穩定的質量贏得了文學界的廣泛認可，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創作風格。《婚姻穴位》、《個人檔案》、《殺人高懸》、《背叛》、《逆流而上》等多部小說發表在《十月》、《人民文學》、《當代》、《中國作家》等國內壹流、重要文學雜誌上，並被《小說月報》、《小說精選》、《中篇小說選》。其中優秀作品多次獲得國家、省、市級獎項，多部作品還被改編成電影、電視劇，在文壇的影響力日益擴大。
植根於故鄉的堅實土壤，以故鄉獨特的生活為創作素材，胡學文的小說空間充滿了無限的張力，充滿了“所有人內心的內在需求”。他對人性的認真思考和對生活細致紮實的觀察體驗所營造的熱烈氛圍、強烈的表現力和生動的語言品質，都讓讀者深刻感受到他現實主義寫作風格的靈動性和張揚性。
在文學創作上的卓越成就得到了吳、範、、、陳東傑、陳福民、秦萬裏等國內著名文學評論家的壹致肯定和期待。在河北省作家協會舉辦的胡學文研討會和《小說選》上，他們分別對胡學文的小說創作給予了壹致的肯定和期待。胡學文是壹位勤奮而認真的作家。他的小說記錄了時代的變遷，為文壇創造了壹道特殊的風景。"胡學文是壹個有血性和同情心的年輕作家."“張家口為當代中國貢獻了壹位非常重要的作家——胡學文。他是這座城市的象征性人物。”"胡學文作品中的線條展現了中國風格和中國經驗."
2005年初，時任中國作協副主席、省作協主席的鐵凝用“紮實的生活和誠實的寫作”概括了胡學文的文學品質。在接下來的十年裏，胡學文直面現實和生活，在自己熟悉的土地上默默耕耘，不斷豐富自己的文學土壤。這期間，他開始有意識地淡化地域特征，尋找人類的* * *性。作品厚重厚重，復雜多變，搖曳生姿。無論在現實關懷、情感深度，還是敘事上，都表現出了極大的風範。他們以自己的作品奠定了在當前中國文壇的地位，贏得了文學界的廣泛認可，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創作風格。《小說選》副主編馮敏曾評價說，胡學文是壹位具有現實感的作家，這對於小說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小說逐漸失去讀者的壹個重要原因是小說遠離現實，很少把握和反映時代。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時代變遷讓作家普遍感到困惑，於是很多人選擇退守鄉土文學的傳統。胡學文是壹個忠於自己的眼睛和感情，也敢於面對現實的作家。他的小說記錄了當地社會的詩意崩潰。
作家陳沖曾評價胡學文是壹位多產的作家，他的小說質量也很工整，取材多取自現實生活，涉及領域廣泛，很有時代感。作為小說家，他生活資源豐富，善於講故事。《文怡報》總編輯範曾評論說，“欲望化寫作”和“小資寫作”在當今小說界大行其道，它們自然構成了對小說的壹種呼喚。而我們不能不看到，“底層寫作”也是壹種呼喚。胡學文是壹位被稱為“底層寫作”的作家。我在他的中篇小說集《婚姻穴位》裏看到的五篇中篇小說，是他“底層寫作”的壹個橫截面。這個橫截面顯示了作家對地球上的災難的關註和對與命運抗爭的底層人民的精神關懷。這些小說充滿了新發現。除了發現城市的彩燈下或鄉村的田園炊煙下的泣血故事，還能發現小康家庭之外的新富人群或邊緣部落。最重要的發現是人物在極度低下的生存環境中的精神成長模式。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陳福民曾說:胡學文近年來的小說創作真實地反映了中國農村的變異。這些作品大多取材於他所熟悉的壩上草原底層人民的艱苦生活。然而，與那些到處招搖過市的“底層秀”不同，胡學文的小說深深植根於這個時代的關鍵點，他的努力是為了表達人們的無奈和無奈。面對生活——這壹天的傲慢與無禮，以及被這壹天的磨損所強奸的人性，胡學文能做的就是讓這壹天呈現並推進自己的邏輯。在冷靜地向人性呈現生活中的毀滅和暴力的同時，胡學文以堅韌而樸素的道德激情與那種撕裂的無力感作鬥爭。從未失去人性的信念。
鐵凝曾經說過，鬥爭的激情和快感都寫在胡學文的小說裏，比如《飛女》裏的何姿，《樹的成長之路》裏的姚東東。在他們與命運和處境抗爭的過程中，他們最終失去了自己的目的和意義，成為主人公的生活方式。也許他們在鬥爭中體會到了激情的快感？面對苦難和磨煉，《流花媚眼》中的小玉，《誰是誰的敵人》中的黃舟，往往表現出壹種不甘和歇斯底裏的逼問。胡學文的小說主要依靠情節和人物行為來推進他的敘述。他的小說語言工整，排比和長句少，沒有馬虎。在這裏我想提醒胡學文的是，他的壹些小說使用了重復的情節，這對於壹個優秀的小說家來說，在小說中可能是不允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