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著》的藝術成就最典型的是它的語言特色 (壹)充滿溫情的語言
《活著》這部作品中主人公福貴壹家人之間的互相關愛通過人物的語言得到很好體現,福貴與家珍的夫妻之情,鳳霞和有慶的姐弟之情以及福貴與二喜、苦根之間的親情都是通過語言體現出來的。如福貴在輸光家產之後,家珍並沒有埋怨他,只是跟他說“只要妳以後不賭就好了。”他娘也跟他說“人只要活得高興,窮也不怕”,當福貴跟他娘商量搬到城裏去開鋪子時,他娘只說了壹句“妳爹的墳還在這裏”,這些簡短的話語裏面有夫妻之間的愛也有母子之間的情,這樣的語言把人物的感情表達得含蓄而又意味深長。又如家珍在福貴被抓壯丁回家後對他說:“我也不想什麽福分,只求每年都能給妳做壹雙新鞋。”這是最樸實的話語卻又是最真切的內心表白,在那個年代,能每年給丈夫做壹雙新鞋就意味著夫妻兩人從今以後再不分開。這是那時人人都希望得到的壹種福分。這樣的溫情也存在於人與動物之間,《活著》裏有慶與他的羊之間的感情也讓人為之動容,在看到自己心愛的羊要被賣掉時,有慶可憐巴巴地對他爹說“爹,妳別把它賣給宰羊的好嗎?”這樣的溫情是力透紙背、催人淚下的。“作者在敘述中充滿了感情,比如主人公福貴在對父親、母親、妻子、兒子、女兒及女婿和外孫等親人的回憶敘述中,用語非常親切,整個作品雖然有著壹種不可抗拒的悲涼意味,但在敘述語言上卻是飽含深情的。整個作品被那種濃得化不開的親情所籠罩。”[5]
(二)充滿民間特色的語言
《活著》壹文中的俚語口語是很具民間特色的,既貼近人物性格又符合整部作品的背景。這也是《活著》的語言獨具特色的地方。如福貴在輸光家產後,他娘不怪他卻怪他爹,“上梁不正下梁歪”壹句把這層意思表達得淋漓盡致。把人死了說成人“熟”了也很符合江南農村的風俗習慣。福貴在教訓兒子有慶穿鞋壞得快時說“妳這是穿的,還是啃的?”這樣獨特的問法恐怕也只能出自農民之口了。剛開始實行人民公社時,食堂天天都有肉吃,隊長這樣感嘆道:“這日子過得比二流子還舒坦。”這些看似粗俗的語言實則反映出了當時的真實情況,天天都有肉吃的日子誰都願意過,可這也預示了隨後到來的大饑荒。老年的福貴在聽到兩個女人談論村裏掙錢最多的那個男人時這樣說道:“做人不能忘記四條,話不要說錯,床不要睡錯,門檻不要踏錯,口袋不要摸錯。”這樣的俚語口語既反映出主人公福貴經歷了壹生的坎坷起伏後得出的做人哲理,也使作品充滿了鄉土氣息,別具特色。
1.獨特而又恰如其分的比喻。余華在創作中對比喻這種修辭手法的運用熟練而又高超,這在《活著》中表現猶為明顯。有人統計《活著》中有五十四處精當巧妙的比喻,這些比喻構成了余華小說敘述風格很重要的壹方面。《活著》中故事的講述者是農民福貴,所以作者在使用比喻時也必須用符合人物身份的喻體。余華自己也說過:“比如福貴這個人物,他是壹個只讀過幾年私塾的農民,而且他的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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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以農民的身份來完成的,讓這樣壹個人來講述自己,必須用最樸素的語言去寫,必須時刻將敘述限制起來,所有的語詞和句式都為他而生,因此連成語都很少使用,只有那些連孩子們都願意是使用的成語,我才敢小心翼翼地去使用。”[2]確實如此,《活著》幾乎所有比喻句的喻體都是壹個農民所知道和熟悉的事物。如“我聽到爹在那邊像是吹嗩吶般地哭上了”,“爹說的話就像是壹把鈍刀子在割我的脖子,腦袋掉不下來,倒是疼得死去活來”,“好端端的壹個家成了砸破了的瓦罐似的四分五裂”,“穿上綢衣滑溜溜的像是穿上了鼻涕做的衣服”等等類似的比喻在作品中俯拾皆是。“嗩吶”、“鈍刀子”、“瓦罐”、“鼻涕”等事物是與農民息息相關的,用這樣的事物打比方既形象生動又符合人物身份,具有特別的藝術感染力。
2.福貴自我評價的語言。《活著》采用的是倒敘的敘述方式,因此,敘述者即主人公福貴在回憶自己的壹生時加入了大量的自我評價。其中有對自己年輕時所犯錯誤的懺悔,有對自己生活的寬慰也有樂天知命的順從。福貴在講述中對自己的出場是這樣介紹的:“我是我們徐家的敗家子,用我爹的話說,趙深艷,向章婷:論余華小說《活著》的語言藝術7井岡山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第28卷增刊我是他的孽子。”講到妻子家珍時,他說“家珍是個好女人,我這輩子能娶上這麽壹個賢惠的女人,是我前世做狗吠叫了壹輩子換來的。”“現在想起來叫我心疼啊,我年輕時真是個烏龜王八蛋。這麽好的女人,我對她又打又踢。”講到兒子有慶時,福貴說“我覺得最對不起的就是兒子。”談到自己現在孤單壹人的生活時,他說“我是有時候想想傷心,有時候想想又很踏實,家裏人全是我送的葬,全是我親手埋的,到了有壹天我腿壹伸,也不用擔心誰了。”“這輩子想起來也是很快就過來了,過得平平常常,我爹指望我光耀祖宗,他算是看錯人了,我啊,就是這樣的命。年輕時靠著祖上留下的錢風光了壹陣子,往後就越過越落魄了,這樣反倒好,看看我身邊的人,龍二和春生,他們也只是風光了壹陣子,到頭來命都丟了。做人還是平常點好,爭這個爭那個,爭來爭去賠了自己的命。像我這樣,說起來越混越沒出息,可壽命長,我認識的人壹個挨著壹個死去,我還活著。”[1]這些都是福貴在回顧自己的壹生時發出的肺腑之言,他是帶著感恩和懺悔的心態去述說的,所以,福貴壹家人的命運呈現給讀者是溫暖的,是充滿感情的。在敘述中,福貴在該責備的時候責備了,在該遺憾的時候遺憾了,在該寬慰的時候也寬慰了。通過這些自我評價的語言,讀者也仿佛跟隨著福貴又經歷了壹次人生。
對《活著》語言特色的評價
(壹)轉折:從人物失語到人物的個性化語言
《活著》這部作品的語言風格在余華的整體創作中呈現出壹種過渡的形態,他的前期作品中的人物只是作者敘事的符號,人物形象大都飄忽朦朧,幽靈般捉摸不定,人物對話更是少之又少,即使有也多為書面化語氣,帶有很強的作者主觀態度,缺乏個性化色彩,不具有獨立的品格和地位。到《活著》這種現象有了明顯改變,作品中福貴、家珍、有慶、即使是苦根他們都有自己的語言,並且都是非常符合人物性格的語言。這種人物個性化的語言到《許三觀買血記》表現更為明顯,在《許三觀賣血記》中人物的對話“壹方面是人物發言,另壹方面是敘述前進時的旋律和
節奏。”[6]《許三觀賣血記》大量人物對話的成功運用是余華的創新但也得益於《活著》語言所取得的藝術成就。
(二)突顯典型人物的典型性格
《活著》中主人公福貴的語言是最具特色的,福貴壹生中多種身份的變化,在不同的環境不同的時期他都有自己的語言,如在當少爺時,他對年過花甲的私塾先生這樣說話:“好好聽著,爹給妳念壹段。”對教訓自己的爹說道:“爹,妳他娘的算了吧。老子看在妳把我弄出來的份上讓讓妳,妳他娘的就算了吧。”這些語言是大逆不道的、是粗俗的。但卻很符合福貴當時少爺的身份,塑造出福貴年輕時不思進取、浪蕩不羈的形象。等到家產輸光,自己淪為壹無所有的佃戶時,他的語言發生了很大變化,對贏光自己家產而成為地主的龍二說話點頭哈腰且壹口壹個“龍老爺”,這樣的形態和語言讓壹個卑微的佃戶形象躍然紙上。正是這些富有特色的語言塑造出了典型環境中的典型形象以及典型形象的典型性格。
(三)細節處打動人心
余華是善於細節描寫的作家,《活著》中多處細節的描寫表達了人物細膩的感情,有慶每天光腳拿著鞋跑去上學,為的是怕母親做鞋太累;福貴在送鳳霞回去的半路上又折回來,為的是不舍;二喜寧可自己去餵飽蚊子,為的是怕鳳霞被叮咬;家珍遭到打罵,在爹爹的賬房前哭泣,卻懷著身孕走了十幾裏夜路回家,為的是不讓爹爹操心;苦根在知道二喜死後,仍然嚷著要爹爹領他回家,為的是不知道死的含義等等,每壹個細節都讓人辛酸淚下。即使是只出現了幾次的福貴的父母也因細節而鮮活。福貴的爹讓他肩挑三擔銅錢而不是換成銀元去城裏還債,為的是讓他知道生活的苦;福貴的娘用樸素的人生觀“只要活著,窮點也不怕”做著家庭的精神支柱。相比福貴年輕時的花天酒地,這種辛苦但充滿感動的生活,才算真正地活著。這些俯拾皆是的細節抓住了人物的內心和深層意識,發掘起了讀者真正的感動。
(四)彰顯主題
福貴回憶式的敘述充滿了溫情,余華在作品中對福貴的措辭選取的是最簡潔、最樸實的。“在《活著》中,余華摒除了壹切知識分子的敘事語調,摒除了壹切過度抽象的隱喻性話語,也摒除了壹切鮮明的價值判斷式的表達,而將話語基調嚴格地建立在福貴的農民式生存背景上。”[7]故事中接連不斷的苦難和死亡在福貴平靜的敘述中顯得波瀾不驚。但這樣的敘述卻使得故事本身的情感沖擊力獲得了空前的加強,把苦難和溫情的主題向讀者展露無遺。余華對苦難的態度是以壹種非常溫暖的方式表達的,區別於前期作品的揭露和批判,在《活著》中,余華展示的是壹種高尚:“對壹切事物理解後的超然,對善與惡的壹視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世界。”余華稱《活著》是壹部高尚的作品,在於他向人們講述了壹個人和他生命之間的友情以及壹個人如何去不死。對於如此沈重的話題和如此重大的苦難,余華讓作品中的敘述者用平靜得幾乎輕描淡寫的語氣來述說,苦難是在壹種達觀知足的狀態下承受下來的,這樣用溫情來表達苦難的語言讓讀者感受到壹種親切,壹種領悟以及這樣的壹種靜穆:“我看到廣闊的土地袒露著結實的
胸膛,那是召喚的姿態,就像女人召喚著他們的兒女,土地召喚著黑夜的來臨。”《活著》整體上的敘述風格和敘事語言很好的表現了作品苦難和溫情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