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德斯的文學翻譯:
實用指南，但不壹定是適用的MTI教材
壹.導言
克利福德·e·蘭德斯(Clifford E. Landers)，美國新澤西城市大學榮譽教授，迄今已出版15部葡英小說和大量短篇小說。1999年獲美國翻譯家協會葡萄牙分會馬裏尼奧·費雷拉獎[1]，2004年獲美國國家藝術基金會散文翻譯資助[2]。
憑借豐富的實踐經驗和對文學翻譯的理解，蘭德斯於2001撰寫並出版了《文學翻譯實用指南》(以下簡稱《指南》)。這本書在文學翻譯領域贏得了許多贊譽。中國大陸剛開始讀翻譯碩士(MTI)，所以入選了“MTI系列教材和翻譯實踐指南系列”，排名第壹。
該書以作者的經歷和得失為基礎，結合具體案例，向普通文學翻譯者或對文學翻譯感興趣的讀者展示了如何成為壹名成功的文學翻譯者，如何有效解決翻譯過程中遇到的語言、文化節點甚至印刷錯誤等問題，如何順利完成壹部文學翻譯從簽訂翻譯合同到出版發行。
客觀地說，這是迄今為止不可多得的文學翻譯指導性書籍，其寶貴的經驗可以幫助文學譯者少走很多彎路。但由於其對文學翻譯中具體問題的粗淺論述和對文學翻譯中壹些問題的個人理解，作者認為不適合作為翻譯碩士教材使用。
二、內容簡述
該指南由三個主要部分組成:
第壹部分是“基本面”。蘭德斯首先指出“愛”是文學翻譯的根本動力，並闡述了文學譯者的獨特特征，如不同於記者、廣告商等作家，文學翻譯不同於其他類型的翻譯，文學翻譯的生命有限等。然後，他談到了外語的選擇、翻譯材料的選擇、投稿的策略、處理不良翻譯批評的方法、翻譯授權、翻譯流程等問題。作者還專門用了壹個板塊來呈現自己的觀點，向讀者詳細展示了他整天做翻譯的活動，非常有趣，也很有啟發。
第二部分是“翻譯技巧”。這是本書的重點，它涵蓋了以作者為導向和以目的語讀者為導向的文學翻譯，文學翻譯的文化屬性，翻譯單位，語域和詞匯的選擇，風格的掌握，方言的處理，特定時代詞匯空缺的處理，雙關語的翻譯，低俗和色情描寫的翻譯，標題的翻譯，文學翻譯實踐與翻譯理論的關系。它還涉及詩歌、紀實文學、戲劇、兒童文學等的文體翻譯。同時還談到了印刷錯誤處理、間接翻譯、譯者與原作者的互動、修改定稿、投稿出版等相關問題[3]。
第三部分是“工作的譯者”。內容論指文學譯者的工具，如百科全書、詞典及其應用；翻譯工作的空間管理和時間安排；文學翻譯的必要費用，翻譯報酬的定位等。翻譯合同簽署及版權等相關事宜。
這本書體現了以下特點:
壹、宏觀流程完整，涵蓋了文學翻譯的整個宏觀流程，如準備、選材、簽約、翻譯操作、出版等。二是有很多可供借鑒的經驗，比如文學翻譯參考資料的選取(包括單語和雙語詞典；紙質、光盤、在線詞典；綜合百科)及其用法、疑難雜癥的處理、翻譯中文化空缺因素的註釋方法、翻譯過程中向原作者求教的利與弊、雙關語和方言的翻譯與處理、粗話和色情描寫的翻譯策略、譯文修改的要求和方法、譯文投稿的策略。第三，有很多很有見地的理論。例如，文學翻譯是壹門藝術，具有主觀性(PVI)[4]；文學翻譯是在實踐中完成的(p 13)；文學翻譯是兩種文化之間的策略(p72)；翻譯風格的存在是必然的(P 91)；標題/題目翻譯要切題，醒目，易記，能引起讀者的好奇心(P143)。
三。意見陳述
綜上所述，該指南非常豐富和實用。然而，在文學翻譯的理論結構和理論認識上存在著許多不足和偏差。下面簡單總結壹下，供有興趣的同事討論指正。
1，理論不系統不深入。
雖然《指南》第二部分涵蓋的技能範圍很廣，但如果按照教材的要求來看，其明顯的缺點是理論不系統，論述不深入。
他的理論的壹個不系統的表現是沒有很好地涵蓋文學翻譯的基本問題。作者並沒有對文學翻譯的本質、意義、審美、主體性、風格、方法論、過程、翻譯批評等核心問題進行系統的提煉和論述。雖然有些核心問題略有涉及，但都是零敲碎打，表現出很重的情緒，沒有深入探討。比如關於文學翻譯的本質，作者在序言中提到文學翻譯是壹門藝術，在技巧壹章談到了文學翻譯的文化本質。對於文學翻譯的風格，作者在《技巧》中的《翻譯中的風格》中有比較專門的論述，但對於譯者風格的成因，作者主要局限於翻譯決策和選擇的習慣，而未能從語言和創作的特點進行分析；關於文學翻譯的方法論，在“技巧”中的“壹開始就決定”中，只簡單討論了作者導向/目標讀者導向、翻譯單位、改編等。至於翻譯批評，筆者只談如何應對差評)；在“基礎篇”中以戲謔的方式。至於文學翻譯的過程，蘭德斯基本停留在宏觀層面，除了壹些葡英互譯的例子外，有助於直接指導譯者寫作的源文本分析、闡釋、轉換和譯文再生的過程是模糊的。相反，很多有價值的東西相對瑣碎，但作者卻花費了大量筆墨，比如語域和選詞、文學翻譯中的註釋、方言處理、雙關翻譯等等。
其理論的第二個表現是內容安排比較隨意。書的整體編排結構雖然邏輯清晰，但說到內容的編排就不壹定了。這裏我就以“技巧”為例簡單呈現壹下。
從章節開始，作者先講“寫作前的決策”(涵蓋多種內容)和“壹個文學譯者真正翻譯的是什麽”(從文化的角度)，再講譯者在具體翻譯過程中如何與原作者互動，再講文學翻譯中的翻譯風格和註釋方法。然後，作者討論了詩歌翻譯和其他文學翻譯(包括非小說文體，戲劇和兒童文學)。之後，作者轉向雙關語、印刷錯誤和方言翻譯。然後是“文學翻譯中的特有問題”(涵蓋多種內容)和“陷阱與對策”(談特定語境下常用詞的混淆和不同稱謂)。然後就是片頭的翻譯，粗話，色情描寫。妳很難理解作者這樣組織材料的邏輯原因。按常理，至少應該是由大到小/由小到大，或者先分後總/先總後分，或者抽象到具體/具體到抽象。
關於內容編排的隨意性，還有壹點就是有些內容所有權也涉嫌不當。比如14頁最後壹段到17頁第三段，不妨設置壹個副標題“翻譯材料的選擇”，而不是“有多少種語言？”(幾種語言？)(即譯者可以選擇幾種外語作為自己的翻譯源語言)。從第32頁的第五段(除了最有經驗的譯者……)到第34頁的結尾，不應該放在“翻譯許可”下面，而應該以“寫作之前”為標題，因為這部分段落解釋了如何理解源語言文本，以及如何在下壹次翻譯之前提前掃清障礙。另壹個例子是，“文學翻譯中的獨特問題”下的“潛臺詞”與前兩節討論的英語詞匯空缺問題不合拍。反而更與“先定後寫”名義下的“譯中用調”有關。
2.矛盾理論
《指南》中關於文學翻譯仍存在壹些爭議，如理論與實踐的關系、譯者的譯文是原作者還是源文本、源文本的可解性等。
首先，文學翻譯實踐與翻譯理論的關系。
蘭德斯提出了壹個問題:壹個人需要了解多少翻譯理論才能進行翻譯(P49)。他還說，雖然他不反對理論研究，但他和理論研究者不是壹條戰線上的(49)；看了壹輩子理論文章也很難保證翻譯的漂亮(52)；文學翻譯已經夠難了，所以(理論家)也不強求添亂(54)。
作者的質疑和觀點似乎合情合理，催人奮進，贏得了世人的掌聲。這和謝天振教授講的壹個故事頗為相似:在壹次國內翻譯研討會上，有人批評說，現在壹些搞翻譯理論的人，有能力把簡單的事情復雜化，寫出讓人看不懂的文章。此言壹出，贏得了壹陣熱烈的掌聲(謝天真，2008: 9)。
巴西學者保羅·h·布裏托(Paulo H. Britto)贊同蘭德斯的觀點，他說閱讀蘭德斯使人們認識到文學翻譯是多麽有趣，這是那些把翻譯視為強奸的理論家所不能理解的(Britto，2001: 260)。該書的“引言”中也有類似的話，“大部分譯者不讀壹本純粹講翻譯理論的書，也看不懂...真正的翻譯家似乎對研究翻譯理論或翻譯技巧不感興趣……”《文學翻譯實用指南》是壹本從實踐到實踐，不講理論，不炫耀術語的翻譯作品...又不是舉大旗做虎皮...(朱振武，2008: 1-5)
但是，蘭德斯提出的“壹個人需要了解多少翻譯理論才能翻譯”這個問題本身就是錯誤的。事實上，如果壹個文學譯者不感興趣，他真的不需要鉆研翻譯理論，就像作家不壹定要懂文學批評理論壹樣；但是，文學翻譯可以在不了解理論的情況下做得很好，但不能以此作為理論無用的證據。這就像千百年來吃飯消化不知道胃腸運動原理來否定研究胃腸運動原理的價值壹樣荒謬。
更有似是而非的說“看了壹輩子理論文章也不能保證翻譯的漂亮”。首先，搞理論的未必不實踐；其次，有些做理論的人可能寫得不太好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人的天賦不同，有的長於邏輯思維有的長於形象思維，精力有限，側重點不同。有些人要做翻譯，要麽是希望獲得第壹手經驗，要麽可能是對自己的定位不確定。但還是那句話，這不能作為讀理論沒用的證據，更不能成為鄙視理論的理由。凡是白讀文學名著然後想成為翻譯理論家的，或者讀翻譯理論著作然後想成為文學翻譯家的，都是自己糊塗了，不是文學名著沒用，就是翻譯理論誤導人家的孩子。
至於對翻譯理論研究“添亂”的理論，是因為說話者沈浸在實踐中，缺乏理性思考，沒有真正理解文學翻譯行為和結果的廣泛的社會歷史和社會歷史意義，被突然“冒出來”的各種理論理論所迷惑，對翻譯有著超乎尋常的經驗，所以超越了自己的職責，試圖克服自己的困難，說出了這種“迷惑”的言論。而且，這裏的蘭德斯太偏了。他用韋努蒂的翻譯策略“抵抗”來批評理論家“添亂”。壹方面，他誤讀了“反抗”的真正含義；另壹方面，他把韋努蒂作為翻譯理論研究者的總代表，但翻譯理論界很多人並不完全認同韋努蒂的觀點。想壹想，我們是否可以以魯迅“不在外國尋求新的聲音”的願望，或提倡“硬譯”，以保存原文的“精神和力量”(陳福康2002: 289-307)，引申批判中國。五四前後的作家和翻譯家都持這種觀點。
第二，原作者有中文版嗎？
書中沒有直接討論原作者和原文的關系。在討論文學譯者翻譯活動所涉及的直接對象時，作者在實踐中有意無意地同化了這兩個概念。按照作者的說法，人們往往期望譯者與作者(或源文本)和讀者(最終產品，翻譯文本)保持壹種大致等距的三角關系(P50)。但實際上這種等距是不可能的。因此，蘭德斯建議用壹個更準確的線性圖來描繪這三者之間的關系:“作者-譯者-讀者”(P51)。
乍壹看，這似乎沒有什麽不對:譯者要麽接近原作者，要麽更傾向於目標讀者。然而，譯者到底是在翻譯原文還是在追溯原作者的創作意圖呢？且不說羅蘭·巴特“作者已死”的理論(巴爾特1995: 166)，只能從文學翻譯實踐的角度去理解。譯者不直接面對原作者，即使對方觸手可及。對原作者的各種研究，甚至原作者的意見，確實能對解讀壹個文本有很大的幫助，但畢竟只是參考資料，譯者只能在源語言中依賴和判斷對錯。原因在於，壹個文本壹旦被大眾閱讀，就變成了壹個相對自足的語言符號系統，原作者就失去了除知識產權之外對它的絕對話語權，而只是解釋權。甚至作者的自護解釋，讀者可以也有可能忽略。如何用作者的原意指導作為譯者的讀者，在新批評中陷入了“故意謬誤”的陷阱(藍仁哲，2006: 683)。因為構成原文的語言符號系統是會自己說話的，譯者可以盡可能地參考壹切外部材料，但他的最終決定必須回到文本符號系統本身，從而再生和再創造意義。受外界因素影響，偏離符號系統會導致對原文的篡改；如果我們接受了原作者無意的、特別是有意的越軌解讀，甚至是壹些刪除意見，某種程度上就是與作者合謀改寫原文。因此，蘭德斯將作者等同於原文，這不僅是由於概念不清，也是由於文學翻譯的概念無知。
三、源文有多“高”？
當蘭德斯談到文學翻譯應該具備的才能時，其中之壹就是“謙遜”。作者自問自答:為什麽要卑微？因為即使我們竭盡全力，也永遠無法窮盡原著的豐富內涵(即使我們竭盡全力，也永遠無法成功捕捉)(P8)。在我看來，這太嚴重了，盡管後來的蘭德斯在“作者的照顧和餵養”壹章中有壹個涉及原作者天賦不佳的問題。
原文有多神聖莊嚴？我們承認確實有作品博大精深，人們壹時可能難以理解。壹方面，所謂的“枯竭”可能是由於兩種語言之間的壹些不兼容造成的，如回文、雙關語、詞匯空缺等。，但另壹方面，問題可能出在譯者身上。
作家是有才華的，淺薄的，與眾不同的，超越世界的偉大作家畢竟是鳳毛麟角。我們拿到壹個作品，就以為自己什麽都能做，理解有問題。作家的想象力，作家對現存世界的描寫，對世態人情的刻畫，對人物心理的揣摩，作家對文章的策劃和布局能力等等。，並非讀者/譯者力所不及，更多的只是普通讀者未能提前想到而已。我們無限擡高源文本，閱讀中的誤區是，我們不是在試圖互文性地解讀文本語言符號系統本身，而是壹心追求“原作者”的“意圖”。這樣看來，即使是壹個無知少女的日記小說，也可能讓譯者覺得高不可攀。因為作者的意圖閃現在他創作狀態下的心理“黑箱”裏。但是，如果我們回過頭去解讀源文本本身的符號系統，大概會發現它終究是可以把握的。總之，原文並非高不可攀，很多時候我們有意無意地將其神秘化了。
四。結論
綜上所述，該指南結合了作者在文學翻譯方面豐富的實踐經驗和見解，可以幫助文學翻譯愛好者建立壹個相對完整的文學翻譯概念，很多經驗可以幫助他們少走彎路，壹些觀點也可以讓他們對文學翻譯有壹些初步的了解。
但同時也要看到，作者對文學翻譯各方面的思考不夠系統和深入；對文學翻譯的認識和理解主要停留在經驗層面，甚至有些觀點也不無偏頗。所以這本書不適合作為碩士翻譯教材。總之，蘭德斯的《文學翻譯實用指南》作為文學翻譯愛好者的課後或業余補充讀物還是挺不錯的，但作為翻譯碩士教材顯然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