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不屈服於命運外，孫少安品行中的“仁”、“恕”也是書中表現的重點。
無論家庭多麽“爛包”，他從未顯露出對家庭的厭惡和嫌棄，他對全家老少所表現出來的責任感令人起敬，而難能可貴的是，他能將對家庭之愛擴展到對全村村民的愛，這是超出農民狹隘門戶觀念的。
從擔當壹隊之長到後來招攬村民到自己的磚廠上工，以及慷慨捐資助學可以看到這壹點。而他對自己初次創業失敗村民對他的“背叛”更表現出令人敬佩的胸襟，在二次創業成功後仍不計前嫌地幫扶他們，孫少安是作者極力塑造的“仁者”的典型.
在富裕起來之後，出巨資為村裏翻修學校，並當選為新壹任村民委員會主任。
盡管只有高小文化，孫少安憑借生活的歷練和聰慧的天資，使他對社會有著超出壹般農民境界的獨到理解。例如他初次見到田福軍時壹番讓“農民撒手幹想幹的事，上面不要老指手畫腳”的言論，其實質就是解放農村生產力；
還有他在文革末期搞的“生產承包責任組”，其內容已同改革開放後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相差無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