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銅樂器是夏商周三代音樂文化中最具代表性，也是最重要的歷史遺存。洛陽地區先秦三代出土的青銅樂器由於處於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意識形態的核心，因而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 目前洛陽地區出土的先秦青銅樂器是否可以代表先秦三代洛陽地區禮樂文化中青銅樂器的基本面貌，這仍然是壹個需要繼續探究的問題。以洛陽地區古代青銅冶煉鑄造工藝的領先地位、先進程度和洛陽三代時期，尤其西周時期所處的禮樂制度的核心地位來衡量，出土的青銅類樂器似應更加充分、更加突出。但目前尚未發現代表兩周王室最高水平的青銅樂器，也未有類似湖北隨縣戰國曾侯乙墓出土的大型編鐘或河南淅川下寺春秋晚期墓出土的王孫誥大型編鐘等奴隸主貴族所用的青銅樂器。究其原因，是由於受文物出土情況的局限，還是由於等級制度更多更嚴格的束縛，而未能象其他地區那樣出現僭越、過制現象，尚不得而知。因此，這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將有待於更多的考古依據和歷史文獻，以對洛陽地區先秦青銅樂器及洛陽古代禮樂文化有新的更加深入、更為全面的了解和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