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的貴族教育，六藝的“禮、樂、射、禦、書、數”，其中射、禦與軍事有關。春秋各國上至周天子，下至最低級的貴族士人，全都踴躍入伍。《左傳》所記述的國君、諸侯、卿大夫親自參戰是屢見不鮮。《左傳》裏更沒有壹個貴族是臨陣退縮，不願意上陣。
到進入的戰國時代，各國拋棄繁文縟節，進入更殘酷滅國戰爭。原來只有貴族當兵，兵源就顯得抓緊見肘。貴族在戰國依然參戰，但是軍隊裏已經有平民，變法後的秦國更幾乎是全民參兵，其他國家即使不強制也想盡辦法讓青壯男子服役。
西周、春秋的時候，打仗都是趙家人的事，百姓事不關己高高掛起，但是在戰國殺戮之深重，屠城坑殺已經累及百姓，厭戰心理反戰情緒已經漸漸蔓延，其中諸子百家裏，有孟子、荀子認為天下要定於壹，有墨子和宋钘為和平而奔走呼號，擱在今天肯定可以角逐諾貝爾和平獎。
進入戰國士人開始出現文與武的分離，有蘇秦、張儀、鄒衍憑借學識成為諸侯的座上賓，軍事素養已經不是他們的必修課。古代武士的俠義精神，有荊軻、聶政繼承，但他們不過是誰出價高，誰給面子，就給誰賣力的遊士。
上層階級開始文武分離，以及厭戰情緒，已經醞釀著後來“好男不當兵”的情緒。
秦朝壹統天下，形成壹個前所未有的帝國，怎樣維持國防成為壹個迫在眉睫的問題。秦始皇的對策是讓最精銳的秦軍駐守在三秦之地，而邊疆就由囚徒、無賴進行邊戍，因為他們沒有留戀故國的思想，所以把他們發配到邊遠的地方並不危險，但是這成為後來兵匪不分的濫觴。
六國反秦是舊式愛國的回光返照，以後的愛國倒不如說忠君。周朝的貴族是國的壹份子所以愛國，而帝國之後百姓都是皇帝的奴仆，舊式愛國自然就流產了。
不過對於統治者來說，無論軍隊是貴族還是流氓，最重要是打勝仗。陳勝吳廣起義後，秦國壹度無兵可用，於是調動驪山修建宮殿的囚徒，由章邯帶領，這是歷史上第壹次用囚徒為兵，結果打贏。漢初英布造反，形式壹度不樂觀，劉邦大赦死罪以下的囚徒，結果平定叛亂。
上層社會文武分離後，貴族不會當兵，但肉眼可見囚徒流氓還是能打。
衛國的責任就以強制手段轉移平民，平民又花錢轉移到貧民甚至流氓無賴身上。
這些流氓無賴本來跟當地的平民沒有多少感情的聯系，來當兵不過是混口飯吃，自然受到良民的輕視。
到了漢武帝，使用囚徒已經是常態，軍隊內還招納外族雇傭兵。武帝二十五次對外用兵，起碼有六次軍隊裏全是流民、囚徒、外族人...表面上是征兵制，實際上已經是募兵制。
到東漢，更是只有中央軍，沒有能直接控制的地方軍。從遼東到敦煌壹線，中興盛世的人民都不願意放棄安逸的生活，跑去長城駐守。結果東漢的北部分別由烏桓、匈奴、羌人在邊戍。所謂的大漢天威，絕大部分是外族人的戰功。打跑北匈奴，依靠的就是南匈奴和鮮卑、烏桓。
依賴外族雇傭兵是危險，等待他們也叛亂反咬壹口，局面會能以招架。後來爆發的羌亂使東漢徹底放棄經營西域。
在黃巾之亂的次年漢陽賊與羌胡聯手東侵略三輔，皇甫嵩請求發烏桓兵，最後應劭決定使用隴西的羌胡。壹眾公卿公開承認用外族兵，就要忍受外族兵的驕橫跋扈，胡作非為，寧願忍受想沒想過任用漢人的軍隊，民眾都不是周朝願意為國而戰的士，士大夫也不是西周能文能武的貴族。可見整個東漢末年整個兵制已經是徹底崩潰。
內輕外重的情況下，董卓帶著他的西涼羌人軍隊乘機占領洛陽。當時此時紛紛擁兵自立，東漢末的漢人不願意到遠方戍守，衛國無能，保家還是願意出力，因此三國的外戰反而打得有聲有色。漢末已經有五胡亂華的條件了，只不過在曹操等好幾位政治強人的組織下，才把局面延緩了壹百年。
漢代的兵制問題之後困擾了中國兩千年，只有隋唐繼承北魏的軍事貴族制度，實行半征兵的府兵制，成為漢朝後中國唯壹擴張的漢人朝代。
關隴貴族在盛唐逐漸退出歷史問題，兵制問題又擺上臺面。在積弱內斂的北宋，王安石認清了問題本質後，上書提到只有叫良家子弟當兵，只有士大夫人人知兵、人人當兵，才能收拾山河，自主自立。
但是王安石的話沒有人響應，“好男不當兵”的潛臺詞已經喊出來了，重文抑武的基調誰能反對？士大夫有科舉致仕可以幹祿，還要辛辛苦苦去當丘八？平民只知有家，不知有國，國是皇帝壹家的私人財產，為什麽要完我拋頭顱去保護？
在近代成功構建民族主義國家前，這是無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