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當然不是壹部成功的作品。而且我的寫作方法也很有問題。這不像作家創作，倒像電影導演拍電影。事實上，電影導演對制作故事片有壹個深思熟慮的計劃。我終於決定認真寫這部小說了，但我只是做了壹些剪輯和修補工作。我以後還會寫其他的小說，無論是短篇、中篇還是長篇。有些寫得很流暢，幾乎是壹口氣，有些寫得斷斷續續，但都是從頭開始按順序寫的。比如我的第二部中篇小說《死去的太陽》，就是壹口氣寫出來的。我曾經給《小說月報》投過這部作品的初稿，但是很快就被退回來了，說寫得不好。編輯的處理是公正的。《死去的太陽》的失敗，不是因為壹氣呵成，而是命薄。更重要的原因是:堅持寫小說，有點像為了當作家而寫小說。這部中篇小說的初稿名為《新生活》。歸還後，我把它鎖在抽屜裏。過了幾個月，不小心想起來了，拿出來重寫。當時翻譯了壹部托爾斯泰的戲劇《丹東之死》，剛剛出版。我引用了《丹東之死》中的壹段話，放在小說前面。根據這段話，我重寫了小說的結尾，把標題改成了《死去的太陽》。但即使做了這些加工工作，我仍然無法為我失敗的作品增添壹點光彩。為了退稿，我還是感謝《小說月報》的編輯。壹個人無論以什麽方式進入“文壇”，需要的永遠是努力、苦練、認真的監督。任何“支持”都只能助長壹個人的驕傲，讓他不斷退縮。但這是題外話。
《死亡》出版後，我讀到了讀者的不同意見。我也經常分析自己的作品。我經常講我作品中的“憂郁”，我也虛心研究過這種“憂郁”從何而來。我知道它來自於我前面提到的矛盾。滿腦子都是自己解決不了的矛盾。所以我的作品裏也有壹種濃濃的“憂郁”。如果我找到了正確的道路，並參與到火熱的實際鬥爭中，我將不再有任何矛盾，我將不再有任何“憂郁”。《死神》的主人公杜大新也是壹個充滿矛盾的人。他的遺作裏有壹句話:“矛盾，矛盾，矛盾，構成了我的整個人生。”他的朋友李冷說:“他的禪讓就是為了消除這個矛盾。”(見《新生》)杜大新沒有找到消除自己矛盾的正確革命道路，所以選擇了死亡。他累了。他想休息。他想永遠安息。他覺得“只有死亡才能帶給他心靈的平靜，只有死亡才能讓他享受寧靜的幸福”。他自然會走上暴力毀滅生命的道路:復仇，泄憤，殺人，被殺。杜大新並不是大多數人所說的“浪漫主義革命者”，而是壹個患肺病二期的革命者。我寫杜大鑫得了肺病，可能是因為我自己也得過肺病，那時候身體不好，自己也容易激動，容易生氣。如果杜大新沒有肺病，如果他找到了正確的革命道路，比如他找到了* * *生產黨，他就不會覺得“他是最孤獨的人”，他壹個人在拼命地戰鬥；他不會“恨所有人”，甚至不會恨自己。因為孤獨和絕望，他的肺病越來越嚴重。他的肺病越來越嚴重，更容易激動、憤怒，無法冷靜思考。
如果有壹個組織在領導他，支持他，他永遠不會感到孤獨，更不會感到絕望，不會有那麽多矛盾，更不會用滅絕來消除。
我不能說杜大鑫沒有自己的東西。但是我們兩個(作者和他的主角)並沒有太多的共同之處。杜大新壹個人在革命鬥爭中，而我想要革命，願意為革命付出壹切，但最後卻無法參加實際的革命活動。但最重要的是，我們倆都沒有找到正確的革命道路。所以我就寫杜大新這個人物。如果我走了另壹條路，也許我就不會寫小說了，至少我不會寫出《死亡》這樣的作品。壹些細心的讀者，只要讀過幾本我的作品，就很可能註意到我壹直在追求的東西。我自己說過，我的每壹部小說都是我追求光明未來的呼號。其實我缺少壹些可以消除我矛盾的東西。我壹直在追求，卻始終沒有得到。
我不能否認我今天思想的局限性。在我寫《死亡》之前和之後，我都稱自己為“無政府主義者”。有時候我也說自己是克魯泡特金，因為克魯泡特金主張無政府主義，不贊成個人主義。但我更願意說，我有我的“無政府主義”，因為過去沒有固定的、嚴格的“無政府主義”組織。所謂“無政府主義者”中有各種派別，幾乎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無政府主義”。這幾個人認真地在壹起工作並不容易，雖然他們的最終目的是壹致的，那就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事實上，任何壹派“無政府主義者”都沒有從現在的社會過渡到* * *資本主義社會的具體途徑，大多數“無政府主義者”根本沒有研究過這樣的途徑。主要原因是他們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他們並不真正了解無產階級專政的具體內容。承認階級鬥爭的人是少數，但只是少數，甚至連“專政”二字都不敢聽。我說的是當時西歐的“無政府主義”，因為我過去接觸的、受影響的都是這些外來的東西。我接受了，但沒有消化。另外，我保留並發展了我自己的東西。兩者經常互相控制，有時候甚至在我腦子裏打架。於是我的矛盾越來越多，越來越無法解決。我坦率地承認，我的作品中總有壹點外國的“無政府主義”影響，但我在寫作時也經常違背這種“無政府主義”。我自己說:“我是中國人。有時候我不得不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看問題，發表意見。”而且說實話，我喜歡的，對我影響比較大的，與其說是思想，不如說是人。凡是為大多數人的利益貢獻壹切的革命者，都容易得到我的愛戴和尊敬。在寫《死亡》之前，我看過壹些歐美“無政府主義者”或巴黎公社革命者的自傳或傳記，比如克羅波特金的自傳；我也讀過更多關於六七十年代的俄羅斯十二月黨黨員和俄羅斯民粹主義者或其他革命者的書，比如斯捷潘亞克的《地下俄羅斯》和小說《安德烈·科朱霍夫》，《牛虻》的作者莉蓮·伏尼契的朋友，《根尼爾公主回憶錄》。我也看了赫爾岑的《往事與回憶》，看了很多人充滿激情的文字，我開始懂得如何表達自己的感情。在《死亡》中，斯捷潘亞克的影響力是突出的，雖然科朱霍夫和杜大新不是壹類人。而且，斯捷潘亞克的小說比我的“死”高好幾倍。我記得斯捷潘亞克的小說裏也有“告別”壹章，描寫的是科朱霍夫在刺殺沙皇之前，向自己的愛人(不是妻子)告別。
《死神》裏的人物不多。除了杜大新，還要提到和她的哥哥李冷，還有張等幾個人。這些人都是虛構的。我編造這些人是為了發泄我的感情，傾訴我的愛恨情仇。自然，我在生活中或多或少看到過這些人的影子，至少是他們的衣著和造型。我見過兩三個國民黨右派王力可兵軍。他們以前自稱“無政府主義者”，後來卻變成了反動官僚。我極其厭惡地描述了這樣的人。我從來沒有參加過“斬首儀式”。但是當我十幾歲的時候，我看到囚犯被綁在刑場上，頭被掛在桿子上示眾。我也聽到人們繪聲繪色地談論劊子手的殺戮。《革命黨的被捕》和《八天》這兩個章節多少有些根據。去法國之前，我住在上海舊法租界馬朗路的壹條巷子裏。我和兩個朋友住在三樓前後樓。樓主可能是老政客，也可能是老戰士。他和幾個朋友正在想辦法招兵，迎接即將打到上海的北伐軍。不知怎麽的，有壹天他的壹個叫張的下屬在中國孫被人逮捕了。據說，他去石楠刻字店獲得壹些指揮官的許可，被便衣偵探逮捕。他老婆來過房東家壹兩次。她是壹個善良的年輕女人。她流著淚說了些什麽。後來房東壹家都躲到別處去了，只留下壹個老太太看家。很快我就在報紙上看到張先生被砍頭了，然後聽說他在監獄裏給地主捎話:他受到了懲罰，不供出他的同黨，請求地主以後照顧他的妻子和弟弟。過兩天，我將乘船去馬賽。兩三個月後，我偶然在巴黎的法中友協或這類地方看到壹些《申報》，並在報紙上發現地主的壹個朋友也被孫抓住並斬首。在孫方川離開上海之前，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被砍頭。如果不是陸續看到斬首的新聞，我也不會想到寫斬首節。張先生的斬首幫助我描述了張的壯烈犧牲和慘死。
我很少提到李景書，因為她也是壹個虛構的人物。我只見過她的外貌、衣著和動作。我是說壹個朋友的新婚妻子。我創造了李景書來解決我的愛恨問題。因此，這個問題仍然沒有解決。我曾經和壹位年長的朋友辯論過這個問題，李景書在《最後的愛》壹章中說的壹段話就是根據他的信寫的。
關於“死”，我說了很多。我說的更多的是創作的過程，而不是人物。我前面說過，我創造人物是為了發泄感情，解決問題，暴露靈魂。那麽我在小說中主要想說明什麽呢？不用說，我集中攻擊的目標都是不合理的舊制度；我所期望的是革命將會早日到來。貫穿全書的響亮聲音就是這句話:“任何曾經把自己的快樂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的人，都應該滅亡。”所以《死亡》不是壹本悲觀的書，是壹本絕望的書。無論我自己的思想有多麽局限，無論我的作品有多少缺點，《死亡》絕不是壹部虛無主義的小說，壹部否定壹切的小說，也不是壹部恐怖主義的小說。
標題“死亡”有雙重含義。除了指責、攻擊和詛咒，還有贊美。《死神》歌頌了革命者為了自己的理想而英勇犧牲的獻身精神。書名來源於過去印在小說扉頁上的主題詩(或歌詞)。這八首關於“第壹個起來反抗壓迫的人”的詩，絕不是“革命也要滅亡，革命也要滅亡”的虛無主義悲觀思想的表達。唯壹的證據是，這八首詩不是我的創作，而是我根據俄羅斯詩人列列耶夫的幾首詩翻譯的。列列夫確實說過，“我知道:死亡等待著第壹個起來反抗壓迫人民的暴君的人。”而他本人因為“奮起反抗鎮壓人民的暴君”，領導了十二月黨起義，死在了尼古拉壹世的絞刑架上。他是壹個為了追求自由和民主而甘願犧牲的英雄。我翻譯的詩，不僅贊美了17世紀俄國農民革命領袖哥薩克英雄拉辛，也贊美了為俄國民主革命英勇戰鬥的十二月黨人，還贊美了所有“起來反抗壓迫的人”和所有革命者。
1958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