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電影在票房上的成功，顯示出他們能夠正確把握民眾審美情趣和電影藝術的特質。具體表現為：
壹、註重社會意識的呈現，具有鮮明的理性分析色彩。隨著社會形勢的變化，強調強調個人主義、唯美主義等非理性的思想觀念的20世紀20年代電影，被更具有社會使命感和社會意識的20世紀30年代左翼影片代替，田漢、歐陽予倩、史東山等編劇、導演紛紛從小資產階級的個人意識向工農群眾群體意識靠攏，20世紀30年代的左翼電影以大量生動的社會事件、生活細節，真實地反映廣大人民的現實處境；同時又以積極的人生觀和世界觀為電影增添昂揚向上的精神，鼓舞人民為改變階級命運和民族命運而奮鬥。“‘意識’不僅成為創作者評論者，而且也成為壹般電影觀眾普遍的審美要求。”電影界要求“兼有進步的意識和動人的情節的劇本”。劇本的思想性受到空前的重視，電影不僅要真實地揭示現實問題，而且以藝術的手段對社會各階級、階層的命運進行細致的分析，細膩地表現人物的經濟政治地位與人物行為的關系，將個人命運與整個階級、社會聯系起來。《船家女》中，純潔的愛情受到惡勢力的踐踏，愛情悲劇中透視出強烈的政治主題。《姊妹花》中不同環境中成長的親姐妹之間再現了階級壓迫和階級鬥爭，左翼作家無意表現單純個人性的恩怨糾葛，而是在時代風雲中再現人物的命運浮沈。
二、註重典型環境中塑造典型人物。典型理論，是現實主義敘事文藝常用的藝術手法，左翼電影作為現實主義的電影流派，十分註重表現人物在特定環境中的思想變化，通過集中塑造不同追求、不同命運的幾個典型人物，他們的沈淪與奮進、忍耐與抗爭、善良與邪惡，勾勒出不同階級、或者同壹階級在大時代中的表現和內部演變。《三個摩登女性》中虞玉、陳若英、周淑貞三個女性分別代表了追求享樂的資產階級、耽於幻想的小資產階級和經歷家國變故而“真能自食其力、最理智、最勇敢、最關心大眾利益”的優秀工人階級，三個人物的塑造直接與資產階級在特定時代的分化密切相連。《華山艷史》中三個大學生，在北伐戰爭到九壹八這樣的歷史時期，壹個積極投身革命，在國民革命軍北伐時英勇犧牲；壹個善於鉆營，成為統治者的幫兇；壹個不斷動搖、仿徨，最終溶入抗戰的洪流，顯示了知識分子階層的幾種追求。左翼作家往往在時代和人的關系上大做文章，特定時代要求人做出人生選擇，人們的不同追求也反映出了他們的階級特點和個性要求。
左翼電影善於運用多種手段來增強電影的藝術感染力，大量對比蒙太奇的運用，有利於創作者意圖的傳達，也強烈的沖擊觀眾的視覺和心靈。聶耳、任光等壹批優秀的作曲家譜曲，為電影增添了藝術感染力，《漁光曲》中的“漁光曲”，《馬路天使》中的“四季歌”、《桃李劫》中的“畢業歌”等壹些旋律優美，內涵豐富的電影插曲，更是為人們廣泛傳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