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審美的差異：正如《中國音樂審美導論》中提到：“在審美追求上，中國音樂藝術以‘和’為理想，尚虛無，求空靈，講韻味，求深邃，講意境，求氣韻生動，強調直覺與領悟，註重生命本體。這與西方音樂求深刻，強調理性與思想，把實有，意義與情感作為精神支柱的音樂審美特點形成鮮明的對比。”在我看來，當今的音樂美學史，實際上是壹部中國音樂美學思想與西方音樂美學思想互相鬥爭、交融、互補的歷史。 中國傳統音樂主要表達儒家的和諧，禮儀之美；道家的自然，天人合壹；佛家的空靈，悟性，禪意等，相對比較主觀。這和中國的繪畫，書法追求神韻，重意境的審美情趣是相通的。 所以多講求和諧、 幽美、深沈，曠達等。是人的內心世界在壹定的自然環境下的自然流露， 突出“情”和“景”的交融。西方古典音樂在西方戲劇的發展背景下，著重美學及功能性，故此比較客觀。西方古典音樂以深刻嚴肅見長，突出主客對立，大都帶有正劇或悲劇色彩，體現出來的是壹種藝術精神的“壯美”。所以多音域寬廣，曲調剛健、情緒激昂、氣魄宏大。
其次，音樂創作和音樂理念的差異 ：中國傳統音樂，沒有壹套完備的作曲理論與法則，較易失傳。 而西方古典音樂技術層面上有理論，有規範，有大量的文字和音響文獻，易於流傳。中國傳統音樂以線條為主，而西方古典音樂更講究和聲。就如中國的繪畫和書法講究的是線條的藝術；西方的繪畫講究的是面，立體，光影的藝術。中國傳統音樂註重氣息，神韻，而西方古典音樂更講究節奏，氣勢。就如中國的繪畫註重寫意，似與不似之間；西方的繪畫註重寫實，表現盛大的場面。再次，樂器發展的差異：上面提到，中國的音樂多是單音，旋律的，所以中國的樂器結構簡單，多是不能演奏和聲的。如笛，二胡等，但越是簡單的樂器越是能表現悠遠的意境（中國的水墨也簡單得只有墨的黑色，卻能幻化出形態萬千）比如塤，簡單的原始土陶樂器，卻能吹出千古幽思。中國民族樂器比如說琵琶、揚琴、簫、笙，嗩吶多以“絲”“竹”為材，故稱絲竹之樂，具有柔，細，清的音樂特征。西方樂器比方說圓號，小號，薩克斯等多以金屬為材。西方古典音樂是和聲的，多聲部的，所以樂器多很復雜，機構精細繁復，多能演奏和聲，如鋼琴，吉他等。故音色豐富，音域寬廣，表現力強。總之，由於社會文化背景的不同，帶來音樂創作手法及審美觀的差異：在保持原有風格的基礎上相互借鑒、相互促進將是二者今後發展繁榮的必經之路！ 中西方音樂由於歷史、文化等原因,存在著壹定的區別,其主要表現在中國音樂著重於情韻,而兩洋音樂註重的則是音樂本身的和諧性;中國音樂發展自然過渡,壹脈相承,西方音樂發展則呈塊狀結構和階段性特征;中國音樂體現為單純的模線性織體思維,以線條為主,而西方音樂則傾向於橫交叉的立體狀織體思維,更講究和聲;中國音樂語言偏重心理,略於形式,極富變量,為開放性結構,而西方音樂形式嚴謹,結構具有封閉性特征;中國音樂尚善尚美,追求虛靜空靈的意境,註重感覺,而西方音樂卻講究理性與情感的統壹,追求力度與強度,樂思明晰而實在.
中西音樂功能上的這種不同，其根源即在於中西文化上的差別。這個差別是：西方文化重外部知識的獲得，中國文化重自身生命的享受；西方文化傳統是以知識為本體，中國文化傳統則以生命為本體。所謂以知識為本體，是指西方人將知識的獲得作為自己生命的動力和目的，作為衡量壹個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本標誌。人是理性的動物這壹定義在西方人的信念中具有兩千年不動搖的統治地位，就正說明了這壹點，因為知識正是理性的花朵，智慧的結晶。早在古希臘，西方人就以追求知識的執著而著稱於世。在西方人的心日中，追求知識已不僅僅是人類生存的壹種手段，而直接就是自己的生命所在，就是人生的全部意義所在。在古希臘人的心目中，似乎除了追求知識的科學之外，就沒有什麽東西值得他們去追求，也沒有什麽東西能夠滿足他們靈魂的需求，賦予他們的生存以意義。
與西方文化之追求知識不同，中國文化則選擇了生命。總體上說，中國所有的哲學都是生命哲學，中國所有的宗教都是生命宗教，中國所有的藝術都是生命藝術。中國最普及的學問是養生之學，中國持續最久、流行最廣、影響最大的思潮亦為生命思潮。可以說，中國文化就是以生命為本的文化。所謂以生命為本，就是指文化的壹切功能都指向人的生命的安樂與長久。生命的安樂與長久當然首先體現在肉體與感官上面，所以中國文化從來沒有西方那種以靈魂蔑視肉體，以理性禁錮感性。恰恰相反，中國文化是以感性為本體，是把理性融人感性，把靈魂歸為肉體。中國文化中有壹股強烈的身體化傾向。所謂身體化，就是將整個生活的意向都導向身的需要與滿足。老子說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誌，強其骨，常使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又說聖人為腹不為目，就包括了這個意思。
追求知識，認識自然，故西方文化天然地具有壹種外向性品格，表現出壹種對外部世界的強烈的征服欲和占有欲。而註重生命，追求安樂，則自然會使中國文化具有自得、自足的內向性品格，使其具有壹種收斂的、封閉性的特征。西方文化側重知識的獲得，而知識是客觀的、外在的、條理化的，故而其心靈的結構是開放的，它有待於外部實踐的檢驗、確證，並在這種驗證之中才能確證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中國文化則不然。中國文化側重生命享樂，而生命純粹是個人壹己之所有，享樂也只是個人感官的特權，故而其心靈結構是封閉的，它不需要外部世界的證明，不需要第三者的認可，只要個人自己的真切感受便夠了。因為這個差別，所以中國人的心靈不像西方人需要壹個外部世界支撐著、證明著，而是自己支撐自己，自己證明自己；它是在自己的世界中自得、自足。比如學術研究，西方是重在體系的完備、邏輯的嚴密、證明的充分，因為他們的成果是有待於外部實踐的檢驗，有待於對方(讀者)的被說服，並且只有在其成果被驗證、讀者被說服中才算實現了自身的價值。中國則不同，它不重體系的完備、邏輯的嚴密、證明的充分，這三者在中國學術中是可有可無、可強可弱的。中國學術所重的是對事物的直覺把握和洞察的深度，所以它往往只是寫出思考的結果、問題的結論，而全不作邏輯的推理或事實的論證這些中間過程。中國哲學始終以語錄體形式著述就是最典型的例證。之所以會如此，是因為在中國學者看來，他只要把自己所體認到的東西寫出來就夠了，他不需要說服讀者。中國學者對讀者當然也有自己的期望，但這期望不是被說服，而是能引發他們作同樣的體驗和感悟。而且，盡管有期望，卻並不執著，也不勉強，因為他們的學術研究、學術著述本身就是自得、自足的。西方音樂的重娛人和中國音樂的重娛己，正是由此決定的。重娛人，即重視別人的是否被娛樂，正是同西方學術的重視別人是否被說服相關聯的；而重娛己，則是關註自己在音樂活動中的真切感受，這顯然是同中國學術的自得自足聯系在壹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