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鳴，原名呂守棵，參加革命後改名為丁鳴。1925年6月15日出生於今萊城區辛莊鎮呂家峪村壹個勤勞純樸的貧苦農民家庭。他從小就幫助父母幹活，期間放過牛羊，種過農田。半農半讀的生活，賦予他以勞動人民的本色。1937年，在即將高小畢業的前夕，爆發了抗日戰爭。7月7日，日寇首先向華北大舉進攻，不久我黨領導的八路軍和地方武裝在華北、山東建立了敵後抗日根據地和民主政府。作為壹個壹向學業優良並顯露出組織才能的少年，他和家鄉父老壹起參加了反侵略鬥爭，是山東抗日根據地最早的壹批兒童團長之壹。1939年（14歲）正式參加革命工作。他曾經在萊蕪縣中學、泰山中學、山東公學度過了中學時代，他的學校生活是在邊抗日邊學習、邊生產邊工作中度過的。此後曾經任中心小學語文、音樂教師、校長和文教工作、宣傳文化工作，直至抗日戰爭的完全勝利。
1945年10月，丁鳴奉調赴東北。告別了鄉親，背上背包，與6000名幹部組成的幹部大隊隨八路軍主力踏上新的征程。隊伍途經膠東半島龍口港乘老百姓打魚的木帆船，歷盡顛簸嘔吐之苦到達了東北皮口鎮，投入了東北解放戰爭的鬥爭實踐。
丁鳴早在少年時代就與音樂結下不解之緣，他的兩個舅父是農村業余萊蕪梆子劇團的演員，從小就帶他參加劇團的活動。讀初中時，是學校學生劇團的骨幹，後來又參加泰山軍分區進軍劇社的工作。他生就壹副好嗓子，是唱歌跳舞演劇的活躍分子，而且曾數次男扮女裝以應急需。1943年他18歲時，在沂蒙山區沂水縣小高莊完全小學任音樂教員兼學生劇團團長時，完成了他的處女作——載歌載舞的《開荒》舞，學生們的表演獲得了群眾的好評。到東北後，根據他的特長，被分配到合江省文工團、民主聯軍總政治部文工團任秘書工作。1946年9月到東北大學魯迅文藝學院音樂系進修。之後留到”魯藝”被分配到魯藝文工團壹團、四團擔任演員、樂隊隊員、音樂創作和組織領導工作，逐步走上團的領導崗位。從1945年至1949年的四年裏，他的足跡從旅大的皮口開始，踏遍東滿、北滿、南滿的幾十個市縣村鎮。作為黨的宣傳幹部，他為建立東北新的革命根據地，發動群眾清匪反霸，進行土地改革和解放全東北的戰爭中，鞠躬盡瘁；作為革命文藝戰士，他不畏嚴寒酷暑，所到之處都唱歌曲，指導群眾扭秧歌，參加各種演出活動，收集生活及民歌素材進行音樂創作，奉獻出寶貴的青春。這壹時期他創作發表的主要作品有：《賀新春》、《打蔣軍好比下象棋》、《萬歲，中國***產黨》、《秋收》、《互助生產忙》等革命群眾歌曲；秧歌劇《推小車》、《鬧生產》（夏彬編劇）、《分浮財》（張庚編劇）、小歌劇《老耿頭》（王華、文軍編劇）、《互助合作好》（滌心、小責編劇）等，通過演出效果良好，受到群眾的歡迎和好評。
1948年11月遼沈戰役勝利後，解放全東北的戰爭全部結束，“魯藝”文工團四個團和音樂團集中沈陽，奉命重新恢復辦學，定名為“東北魯迅文藝學院”。下設音樂、戲劇、美術三部，各部下屬壹系、壹研究室、壹團（或工廠），另有壹文學研究室，舞蹈班、圖書館直接屬院部。丁鳴擔任音樂部音樂系助理系主任，並晉升為講師。從此開始了為祖國的高等音樂教育事業而獻身的歷程。同時在音樂創作、音樂理論、音樂社會活動諸方面展開了全面發展的活躍時期，並抓緊壹切可能的時間和機會擴展自己的知識領域，強化音樂事業的理論修養和技術技能。
作為作曲家丁鳴的創作活動，主要是在五六十年代。他的各類不同體裁形式的作品，據不完全的資料（許多都已丟失）約計二百余首（部）。建國後正式發表作品主要有：歌曲《打擊侵略者》、《人人小心防山火》、《會見毛主席》、《追擊大貪汙犯》、《我們的彭司令員》、《我們想著毛主席》、《果園之歌》、《月牙五更》、《壹道喜訊傳下來》、《漁村好風光》、《百花問春早》、《走道要走陽關道》、《春風野火遍全球》、《掀起生產新高潮》、《向科學現代化進軍》等；少年兒童歌曲《愛祖國》、《小白鴿和小姑娘》、《聽解放軍叔叔講故事》、《少年兒童造林忙》、（（小樹快長大》等；獨唱歌曲《婚姻自當家》、《我愛我的家鄉》、《我的家鄉在高山頂》、《石榴花開牡丹紅》、《春雨》、《中朝人民是兄弟》、《歌唱張誌新烈士》、《淩河兩岸好風光》等。大型音樂作品主要有：大合唱：《森林之歌》（青樹人作詞），《勝利花開遍地紅》（與劫夫、中藝合作，霍希揚作詞）、《鋼都三月滿城花》（與霍存慧、郝汝裹合作，文玉、鳴戈、普烈作詞）；電影音樂：《祖國的東北》（嚴辰、普烈詞）；歌劇：《在邊境線上》（胥樹人編劇）、《喜日子》（王拙成編劇）等。上述作品中有壹部分曾受到遼寧省、東北人民政府、文化部的表彰。有的錄制了唱片，受到了群眾的歡迎。
丁鳴的音樂創作始終遵循著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和“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推陳出新”的方針，堅持建設社會主義的民族的音樂文化的原則。他的作品具有鮮明的時代性、民族性、群眾性和創作個性。
他始終堅持生活是創作的唯壹源泉。上世紀50年代他寫《森林大合唱》時，雖然是剛剛告別白山黑水來到沈陽，但是為了取得更豐富的生活基礎，曾兩次重返小興安嶺林區，住在工棚子裏，體驗林業工人生活和勞動情景，參加可能的勞動，記錄勞動號子。是生活啟迪他用革命浪漫主義和革命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生動地寫出了林業工人充滿幻想性、傳奇性的苦難過去，充滿豪情和歡樂的今天，以及充滿詩情畫意的美好未來。1960年，寫清唱劇《鋼都三月滿城花》時，他率創作小組去鞍山鋼鐵公司深入生活數月之久。這部作品在鞍山、沈陽演出受到普遍的歡迎和好評。周恩來總理在遼寧大廳觀看演出後，曾給予充分的肯定。他滿意地說：“要好好地歌頌工人階級，這樣的作品應該多壹些好。”
丁鳴十分重視並追求音樂作品的民族風格、地方特色和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在他的創作中廣泛地吸收了華北、東北地區的民歌、說唱音樂、戲曲音樂和東北“二人轉”的音樂語言風格特征以至結構形式。從他各種體裁的作品中都可看到這壹脈絡。同時，他又不拘泥於原有的東西，努力給予新的、個性化的處理。
丁鳴的創作，始終執著地追蹤著時代前進的足跡。這從他的音樂作品的目錄中可以壹目了然。黨的十壹屆三中全會以後，又創作了歌頌與“四人幫”鬥爭中寧死不屈的女英雄《歌唱張誌新烈士》和反映四個現代化建設的《向科學現代化進軍》等作品。
丁鳴在他懷著深沈的戰友之情所寫的《紀念安波、學習安波》的文章中所說的“他對黨的文藝事業的貢獻，不是由他個人的文藝創作所能估量的”。這句話同樣適宜於他自己。丁鳴壹貫熱心於群眾音樂創作的輔導工作。早在上世紀50年代，他與竹風根據在東北音專作曲系的講義而整理出版的理論專著《歌曲作法教程》壹書，是以馬列主義的能動的反映論為指南，以古今中外尤其是中國“五四”以來知名音樂家創作和教學實踐，參照同類著作進行綜合分析歸納而寫成的。該書對歷來被認為是神秘莫測的音樂創作現象，給予了通俗的、科學的闡釋，使讀者從中既認識作曲規律掌握作曲技法，又增長知識豐富音樂修養，加深對音樂的理解和鑒賞能力，熟悉大量優秀音樂名作。該書出版後受到了廣大音樂愛好者和音樂工作者的歡迎，並被壹些音樂院校團體列為重要的教材和參考書，壹版再版仍是供不應求。至今仍不失為壹本有價值的學術專著。
丁鳴同誌雖然組織管理工作十分繁重，但出自高度的革命自覺性和社會責任感，多年來不辭辛勞，以探索音樂規律進而駕馭音樂規律為出發點，撰寫了《創作與傳統》、《標題與內容》、《體裁與形式》、《專業創作與民間音樂隊《音樂作品的題材、體裁、形式、風格應當更加多樣化》、《音樂表演藝術必須體現社會主義精神》、《當前群眾音樂生活中的壹個重要課題壹壹談輕音樂的發展與提高》、《發展音樂交流，促進音樂繁榮》、《全面地理解和發揮音樂的社會功能》、《中國對外開放政策與音樂建設問題》等重要學術論文八十余篇，五十余萬字。而中國近現代和當代音樂史、音樂作品與音樂家（包括聶耳、冼星海、呂驥、賀綠汀、鄭律成、安波、李劫夫及東北地區的張風、秦詠誠、雷雨聲、尚德義、作曲家王殿槐、農民作曲家陳培檀等）的研究，也是丁鳴的主要涉獵領域，發表了大量論文，對中國音樂事業的建設和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丁鳴是壹位熱心的音樂社會活動家，多年以來，除本職工作外，還兼任著地方乃至全國的許多文藝社團和學術團體的社會職務。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他壹直是中國音協遼寧分會理事、常務理事、副主席、主席；遼寧省文聯的委員、副主席。粉碎“四人幫”後，他被選為中國音樂家協會第三屆、四屆理事、常務理事；聶耳、冼星海學會幹事，受聘擔任顧問和名譽職務的團體就更多了。他熱愛也熱心於這些學術性群眾組織的事業，積極參與或主持業務學術活動，團結同行戰友壹起開展工作。他曾受權並協商促進東北三省之間的音樂協作活動，是主要的發起人與倡導者、組織者之壹。“哈爾濱之夏”、“長春音樂會”、“沈陽音樂周”，三省輪流坐莊***同參加活動的地區性大型音樂盛會，對東北三省音樂文化的建設與繁榮，音樂人才的發現和培養，經驗的總結和交流，音樂界的友誼和團結，均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其影響波及全國。他也應邀參加“上海之春”、“羊城音樂花會”、濟南的“泉城之.秋”、武漢的“琴臺音樂會”、西北五省區的“蘭州音樂會”、華北五省區的“北京音樂節”、“中國藝術節”、“大連之夏”等大型音樂舞蹈節目活動。作為評委他參與全國第壹屆交響音樂比賽和民族器樂曲比賽的評獎活動。從上世紀50年代起，他是《音樂生活》（包括它的前身《東北新歌選》）的編委、副主編、主編；他在沈陽音樂學院院長任期之時，在慶祝建校45周年之際，親手創辦了學校《樂府新聲》並自任主編，還撰寫了《發刊辭》；他被推舉為《東北近現代音樂史》主編，《沈陽音樂學院校史》主編；被聘任為全國《冼星海全集》編委，並被委托擔任《九壹八大合唱》的責任編委；國家大型百科叢書《當代中國》音樂卷編委；國家藝術學科重點科研項目《十大集成傑書》之壹的《中國民族民間器樂曲集成》全國編委會編委、副主編和《遼寧卷》主編；《學生音樂辭典》（中國少年兒童文化藝術委員會等單位編輯）的藝術顧問；遼寧電視臺藝術顧問；沈陽出版社特約編審等職務。多年來，不斷出席了與上述任職有關的全國性的、東北地區的及本省的各類學術會議和專題研討活動。
1983年11月間，應日本中國文化交流協會的邀請，中國音協派出了以副主席孫慎、時樂蒙為正副團長的六人音樂家代表團，對日本進行了為期兩周的友好訪問和音樂考察，丁鳴作為代表團成員參加了全部活動。回國後，在《音樂生活》月刊上，連續發表了系列文章介紹了這次訪問的情況和收獲。1986年10月間，應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和國音樂家同盟的邀請，中國音協派出了以副主席瞿希賢、常務理事丁鳴為正副團長的五人音樂家代表團，在朝鮮進行了為期兩周的友好訪問和音樂考察，並參加了紀念中國人民誌願軍赴朝參戰三十五周年的系列活動。在上述所有這些社會兼職和音樂社會活動中，丁鳴壹方面積極熱情地、有所準備地貢獻了自己的智慧和才能，也盡到了自己的職責；壹方面源源不斷地從多條渠道多種機通直接吸收了大量的多側面多層次的音樂信息，這對於不斷改變對比的參照系數，更好地做橫向比較，從而開闊視野，放眼世界，保持和提高思維的宏觀的敏銳性、系統性和微觀的深刻性、準確性，在專業活動和領導崗位上發揮更大的創造性和開拓精神，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作為辛勤的音樂教育家，丁鳴早在上世紀40年代初的抗日戰爭時期，就曾擔任過小學音樂教師。自1948年至今的數十年間，他在東北音樂專科學校、沈陽音樂學院歷任系主任、教務主任、教務長等職，此後雖曾壹度調離學校在省音協工作壹段時間，但1979年4月，沈陽音樂學院師生又興奮地迎來了闊別多年的丁鳴同誌擔任學院院長兼黨委書記。
丁鳴有壹個幸福美滿的家庭，這為他傾情獻身音樂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他膝下有4個子女，長子呂振平壹直在老家務農，其他三人在外工作，均事業有成。他離休後，沒有沈浸在頤養天年的天倫之樂之中，仍兼任遼寧省文聯顧問、遼寧省音樂家協會名譽主席，而且勤奮筆耕，於1996年出版了四十多萬字的《千山樂話》壹書。此書由著名音樂家呂驥（中國音樂家名譽主席）題寫書名，中國音樂家協會主席李煥之作序，副主席李淩、趙風、孫慎題詞，對丁鳴的這部音樂文選，均給予了極高的評價。
這是壹本以音樂評論為主包括散論、雜談等文體的音樂文論選集，寫作時間跨度很大，是從新中國成立以來至20世紀90年代初期，主要的論題和內容是環繞著發展和建設中國社會主義的、民族的、新音樂文化這個中心，及與它有關的各種問題。其中所涉獵的學術學科就包括有音樂美學、史學、音樂民族學、民俗學、音樂教育學、音樂創作與表演、民族民間傳統音樂的繼承和發展等的理論和實踐問題，還對當代壹些音樂家寫了述評。文集的內容廣泛而深刻，可稱得上是經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