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對外交往的繁榮，體現了壹種世界主義的胸懷，不僅在交往的地域上跨越亞歐大陸和東西洋，在交往的原則上也能做到無論種族與文化，壹視同仁，互相尊重。尤其在文化交流中做到有出有進，雙向互動，在輸出自身律令禮儀與文化典籍的同時，大量吸收世界各國的宗教與藝術。中外文化在唐朝交融互動，產生出絢爛奪目的時代光輝。中國之所以在唐朝時期出現如此博大恢弘的世界主義胸懷，與其經過長期民族融合和劇烈階層升降而形成的多元社會結構和包容社會心態密切相關。
唐朝君臣在對外交往和現實生活中能夠拋棄中華與夷狄的隔閡，尊重並吸收各國的文化習俗，尊重各國的法令，《唐律》對涉外案件的處理作出規定，“諸化外人同類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異類相犯者，以法律論”。唐人小說《禦史臺記》記載，貞觀年間，長安金城坊發生了壹起疑似案犯為胡人的盜竊案，雍州長史楊纂接到報案後的判決意見是“京城諸胡盡禁問”，即將全城的胡人全部抓起來審問。
擔任雍州司法參軍的尹君表示反對，拒絕在文書上連署，理由是“賊出萬端，詐偽非壹。亦有胡著漢帽，漢著胡靴。亦須漢裏兼求，不可胡中直覓”，他建議“請西市胡禁，余請不問”，縮小搜查盤問的範圍，不能對胡人打擊壹大片。作為上級的楊纂要求尹君服從，簽字連署，在對峙中沈吟片刻後，楊纂最後簽署了這樣壹行字：“纂輸壹籌，余依。”表示聽從尹君的意見。唐太宗聞而笑曰：“朕用楊纂，聞義伏輸壹籌，朕伏得幾籌”（《太平廣記》卷249）。貞觀君臣之間的這個詼諧故事，從壹個側面反映了唐朝社會對外國人的包容與尊重。
《舊唐書·西戎傳》記載，開元初，大食遣使來朝，“進馬及寶鈿帶等方物。其使謁見，唯平立、不拜，憲司欲糾之。中書令張說奏曰：‘大食殊俗，慕義遠來，不可置罪。’上特許之”。擔任宰相之職的張說主張對四夷使者“當接以禮樂，示以兵威，雖曰戎夷，不可輕也”（《新唐書·張說傳》），同樣體現出對四夷使者與外國文化的尊重與包容。
唐朝前期對外關系呈現出相當宏大的世界格局，壹個重要原因是唐朝對西域的有效統治，以及阿拉伯大食的崛起，兩個帝國內部的有效治理體系包括發達的交通系統，使得雙方的直接交往表現為對整個歐亞世界的涵蓋。而且，陸路交往促進了海上的交往。隨著城市和商業的繁榮、農業商品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南方地區天然港口在新的經濟地理格局中重要性的提高，到了唐朝中後期，海外貿易尤其是與東南亞、印度和波斯灣地區之間的新興海上貿易活動得到了長足發展，中國開始通過海上大宗商品貿易與壹個新生的世界經濟體系發生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