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1964年，文藝界火藥味十足，束縛甚至扼殺文學創作的條條框框越來越多。很多擅長寫重大題材的作家都被批判過，更別說茹誌鵑了。“在這種跌宕起伏中，我處於壹種恐慌的狀態，不知道如何掙紮。”(生活經歷和創作風格，同上)她極度痛苦。這兩年我只寫過《第壹個月亮》和《背影裏的死》。《回到死亡》是她在“文革”前寫的最後壹部小說，寫起來異常辛苦。“我看著洶湧的河水，逼著壹個老農...在解放初期表現農村資本主義的各種自發力量。”(《二十三年》收錄於《愛花人已去》)壹部作品如果不是出自作家的內心深處，還能有什麽生命力？1964之後，除了少量的隨筆，她幾乎不再寫作。對於壹個風華正茂的作家來說，這是壹件多麽痛苦的事情:“我內心焦慮不安，卻又無能為力。”因為當時形勢要求的，恰恰是我做不到的。我處理不了尖銳的沖突，不擅長寫高大完美的英雄，也很少寫反面人物等等。我願意克服這些弱點以適應政治形勢的需要(當時稱之為時代的要求)，但我的本性是難以動搖的。"
其實，茹誌鵑創作的蒼涼早在“文革”前三年就開始了。在那個動蕩的年代，像她這樣以寫“兒女情長”和“家務事”而出名的女作家當然不能幸免。她被戴上了“文學黑線之巔”、“文學黑線金字招牌”的帽子，受到了無情的批判。“文革”期間，茹誌娟憤怒地發誓，再也不寫壹個字了。然而，當春風號回到祖國，她的壹顆士兵的心又燃燒起來，多年來積累的生活、思想和感情，在筆端化為壹段文字。粉碎“四人幫”後，她成為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非常活躍的女作家之壹。新時期，她的寫作仍以短篇小說為主，大部分被收入短篇小說集《草原上的小路》，其中《編錯了故事》、《草原上的小路》分別獲得1979、1980的全國優秀短篇小說創作獎。此外，她還出版了自傳體小說《她從那條路走來》、報告文學《離不開妳》、《紅外線歌》以及多部散文作品。縱觀茹誌鵑新時期的創作，如果說她的聲音在五六十年代是溫暖而質樸的，那麽經過10年的磨礪和10年的“文革”沈思，她的文學視野已遠為開闊，思想強度已遠為深化，作品中對社會生活的反思也遠比17年更具包容性。65438年至0985年，她和女兒、作家王安憶應美國艾奧瓦寫作中心的邀請，在美國訪問了幾個月。回國後，母女倆寫了散文集，如《母女同行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