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壹定要給這部溫馨的小說壹個歸類，它大概可被稱為“鄉土小說”，但這只是它的壹面，也就是說“鄉土小說”所具有的含義不能完全涵蓋這部小說的多向度哲學意蘊，顯然張愛民試圖創造的不僅僅是壹個充滿鄉愁的詩意世界，他在反思現代工業文明對古老村莊形成沖擊的同時，也在反思主體對平庸自我的逃離意義。
從《麗娜》的第壹卷來看，它講述的是這樣壹個故事，壹個鄉村女性，不甘心生活在農村，她向往著城市，但她無法擺脫親情的纏繞，她無法拋棄愛她的親人。所以在進城三年之後她又回到了鄉村。而回來以後她的內心卻無時無刻不充滿著矛盾，她不甘心就這樣在農村生活下去，並試圖再次出走。除了麗娜的歸來——出走這條線索，還有壹條與之並駕齊驅的線索——丈夫來貴對妻子的等待，以及麗娜對愛情的無奈放棄。
故事呈現的是現代工業文明下語境下，在偏遠的西北小村莊中，壹個靈魂的苦苦掙紮。
在中國以往的小說中也曾出現過這樣的主體，他們通過逃離現有的生存語境而試圖建構新的自我，如魯迅《故鄉》中的“我”，楊沫《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靜”，但他們的逃離初衷帶有壹種明確的目的性，這種目的背後是壹代知識分子的覺醒，或向革命道路而去，或向啟蒙運動而去。張愛民小說中的麗娜，她的逃離卻是迷茫的、孤獨的，她清晰地認識到鄉村的落後和愚昧，她困惑的是逃離後的自我還有什麽？雖然試圖遠離的平凡對自我的吞噬，卻無法拒絕這片平凡土地上的溫暖。
對鄉村的情緒，麗娜是充滿矛盾的。鄉村中的親人和鄉村中的文化賦予了她生命，她熱愛著鄉村文化的生命力，那是壹種質樸無華的感情（來自父輩的挽留），也是壹種無法拋卻的深情（丈夫來貴濃烈如酒的愛），更是壹種血肉粘連的血緣關系（兒子門栓的依戀）。她的愛情也發生在這片土地上（同李成仁之間的愛情關系）。可是，與此同時麗娜也深刻意識到這片土地養育的人們的淺薄和愚昧無知。她拒絕被這種落後的鄉村文化同化，因而選擇逃離，將城市當做壹個方向和空間，試圖靠近，因此，麗娜既依戀著鄉村的溫情又憎恨鄉村的落後。她的矛盾左右著她壹生的選擇，也導致了她在文本中起始的回歸和結尾再次出走。
張愛民的小說《麗娜》有著深厚的主題意蘊。首先，《麗娜》是壹首鄉村的牧歌。在中國，黃土高原上的村莊作為現代工業文明覆蓋下的邊緣區域，它具有原始的勞動方式和質樸的人情社會關系。如果說，沈從文的《邊城》呈現了鄉村世界的人性和神性的和諧***存，那麽《麗娜》則展示了人性和神性的張裂。在《邊城》中純潔的翠翠自在地生活在自己的鄉村世界中，而《麗娜》中麗娜卻對這個世界充滿懷疑。懷疑它的平凡、庸常會限制自我，剝奪自我生命的多種可能，因此麗娜不同於翠翠的單純守望，她選擇了逃離，通過逃離來重構壹個對鄉村的他者有所超越的自我。悖論的是，她在這種背離中屢屢回首，因為鄉村世界有她熟悉的、留戀的鄉土氣息。
張愛民的《麗娜》用充滿溫情和悲憫的心緒書寫了大西北黃土高原人們的生活，“黃土高原”同莫言的“紅高粱”世界壹樣呈現了這片土地上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賦予他們壹種神奇的存在。同那綿延起伏的大山對照的是人性的淳樸，這是壹種正在逐漸失落的鄉村文化品格：近乎原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成為現代工業文明下的壹個神話性的遙遠存在。回顧他建構的鄉村世界，我們發現這壹切同城市的高樓大廈形成壹種強烈的反差，仿佛海市蜃樓壹般屹立在遙遠而廣袤的大西北。從文化的角度而言，《麗娜》中黃土高原上人們的勞作方式是壹種古老的文明存在。從經濟學的角度而言，它卻揭示了城市同鄉村之間文化、經濟、教育等斷裂的社會現實，以及中國社會經濟發展中嚴重的城鄉兩極分化現狀。面對中國東西部經濟發展持續拉開的巨大反差，遊走在這個斷裂帶之間的中國社會個體會產生怎樣的精神之痛？這將是壹個沈重的話題，也正是《麗娜》所竭力呈現的主題。麗娜們已經無法如從前那樣心安理得繼續生活在原有的土地上，因為經過城市的經歷後，他們的視野開闊，她們受到了城市的現代性文明啟蒙，他們已經不再認同父輩原有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然而，他們未必會徹底融入城市的生活節奏，城市也未必會真正接納他們，給予他們在鄉村才能獲得的那種踏實安心的存在感。在選擇離開鄉村時，其實他們內心無法徹底割舍對這片土地的熱愛和不舍，最終，只能在城市和鄉村之間來回徘徊奔波。這與當下的中國大批的外鄉打工者在城市獲得經濟資本，而後又回到鄉村完成資本消費的現實不謀而合，這已經成為壹種無法回避的社會矛盾——社會個體成為了大地上的異鄉人，成了遠離故土的漂浮者。張愛民的《麗娜》試圖正視這壹社會現實，並揭示出這種矛盾給個體造成的精神之痛，因此《麗娜》在反思揭示當下中國農村社會現實方面達到了壹定的高度。這是被大多數當代作家回避或忽略的社會批判主題之壹。
《麗娜》以壹種牧歌式的抒情方式書寫了鄉村的生活，並未渲染籠罩在那種悲憫情緒下，日夜勞作的農人們不堪厚重的壹面。面對現代性諸多變化，作者並未壹味揭示現代性城市符號化的存在形式（二十壹世紀的鄉土小說中出現的現代性符號化的元素並未在張愛民小說中以量化的、密集的形式出現）他將城市的存在巧妙化為壹種隱含性的精神存在（如在麗娜的心中城市意味著知識、先進、開放等等），他將現代城市和傳統鄉村的矛盾納入了麗娜這個個體的形象中，讓城市和鄉村的文化、經濟矛盾在麗娜的靈魂內發酵、爆發。
其次，《麗娜》是壹個社會個體靈魂的掙紮。麗娜不斷在鄉村和城市之間徘徊，三年前的出走，三年後的回歸，以及回歸後的再次出走，內在的原因令人心痛，究其根本是現代城市和鄉村文化斷裂、經濟落差給個體造成的深刻精神之痛、靈魂之痛。《麗娜》深切道出了出自鄉村的個體面對城市和鄉村斷裂時靈魂的痛苦。
除此之外，麗娜試圖逃離的還是壹種平庸、凡俗、瑣屑的真實生活，她不做家務，也不喜歡現實中人物的庸俗可笑，而在城市這壹切就會完全消除嗎？顯然答案是否定的。她向往的城市其實也意味著壹種詩意的夢。逃離意味著對現實的躲避，而逃離後這種現實並未改變絲毫。所以，麗娜出走三年，回來以後，在家中度過壹段充滿矛盾和痛苦的生活以後依然選擇了再度出走，而出走是再度逃避。她並未選擇和丈夫來貴快刀斬亂麻地離婚，在糾結中準備就這樣離開。這種不徹底的逃離暗示了麗娜對鄉村世界的壹切無法割舍的情愫。麗娜的性格應該是勇敢的、果斷的，即使這樣壹個性格果斷的人卻在同來貴的關系上表現出壹種前所未有的猶疑，可見其內心世界的矛盾之劇烈、深刻。
來貴和成仁是兩個和麗娜有著密切關系的男性，前者是她的丈夫，後者是她的愛人。同兩人之間的關系可以發現，麗娜的精神產生了嚴重錯位，精神世界和現實世界的同壹性之間發生了背離。她愛的人是自己的同學成仁，而和她結婚生子的卻是來貴。前者是知識和智慧的代表，後者是美好靈魂的代表。麗娜雖然愛著同仁卻永遠無法同他真正結合，因為雙方均有家室，在鄉村想要逾越這樣的道德倫理，為了愛情勇敢結合，對於麗娜來說無疑是無法完成的。丈夫來貴對她有著熾熱的感情，他對麗娜的愛是包容的、放縱的，他給了麗娜充分的自由，即使她離開自己三年不歸，來貴還是在等待麗娜，期望他們之間的關系復合，因此來貴有著崇高而令人敬畏的精神世界。麗娜不舍丈夫對自己熱烈的愛，因此而無法徹底拋棄丈夫赤誠，她懂他卻不愛他。而她愛的教師成仁卻無法同她結合，對於麗娜來說，愛情的對象成了壹個無法真正占有、完全獲取的存在，而她所建立的愛情對象只能成為她精神痛苦的另壹個源頭。麗娜的出走成了尋找自我靈魂的超脫之路，她要通過出走使自己擺脫對於愛情無法獲得的現實，通過出走使自己獲得升華，不再沈迷於現實的痛苦。她要通過出走逃避面對生活，面對痛苦的自我，然而麗娜真的能成功嗎？作者為讀者留下了壹定的思考空間。
再次，《麗娜》是中國黃土高原風俗人情的真實刻畫。黃土高原的黃河文化在中國現代小說中並未像其他江浙文化、老北京、大上海的地域文化那樣得到重視和挖掘，根據貝克爾的《藝術界》，文化藝術的產生是壹系列社會制度和工業機械生產的結果。因此，黃土高原的黃河文化並未得到同樣的重視，這根本上取決於其經濟發展水平，而這種文化的封閉狀態又反過來制約著其經濟發展。由於經濟發展水平所限，呈現黃河文化的媒介傳播方式和渠道也十分有限，人們對本土文化的認知度也因此受限，對黃河文化的精神意蘊的理解停留在壹定的概念化表層（比如，對地貌、窯洞文化、剪紙藝術的重視，對其背後的精神的輕視。）而《麗娜》通過對黃土高原上人們古老的農耕文明進行再度呈現，為人們重新認識黃河文化精神提供了窗口。
黃河文化在《麗娜》中主要表現在壹種淳樸、厚重的人情關系，近乎原始的農耕文明和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父輩對土地、動物、家族等的深厚情感。
原始農耕文明曾壹度成為中國現代社會現代化進程中的改造對象，但是因為其地理條件的艱苦和偏僻，使得這種改造過程顯得尤為艱辛，也正因為其改造的不易使其逐漸落後於東南沿海城市的發展速度。
原始的農耕文明在這種逐漸拉大的經濟和文化差距的語境中存在著，它不緊不慢進行著自己的步驟，在緩慢的進程中顯露出黃土高原上黃河文化的厚重和不易動搖的文化特性。
《麗娜》中的父輩們仍然選擇在土地上勞動，獲取食物，獲取生存的基礎。他們同土地之間有著血濃於水的聯系。壹旦被剝離這種關系，他們會陷入無根的惶惑中。
王雨順、王富財、李金生為代表的老壹輩農民，對於土地有著極深的依戀之情，對於土地給予他們的壹切都帶有壹種膜拜的心理。他們對土地充滿感激和熱愛，這就是為什麽在文本伊始，王雨順的婆姨將壹些擺放在廚屋的瓶瓶罐罐用心清洗，在兒媳婦出走三年即將回來的前夕，他們老兩口極盡所能做的事情竟然是擦洗這些對於現代人而言沒有任何使用價值的“瓶瓶罐罐”。
由於物質的極度匱乏，人們的日常生活中，並不是頻繁更換日常使用物品。相反，壹個瓶瓶罐罐可能伴隨幾代人的生命，陪同他們度過艱難的歲月。因此，這些“瓶瓶罐罐”實際上寄托著父輩農人的深切感情，它們甚至是他們生活的希望和歸屬感的所在。對有限的物質資源他們不僅珍惜而且久而久之產生壹種發自內心的愛，如同對待自己的孩子壹樣。這種感情是生活在城市快速消費節奏中的現代人難以理解的，對有限的物質資源的崇拜也是壹種黃河文化的精神。在他們的意識中，這些“瓶瓶罐罐”的存在意義早已經超越了它的實用價值，它們是農人們的財富象征符號，是他們精神富足的壹種表征，甚至被賦予壹種神性。這些“瓶瓶罐罐”本身承載著古老的黃河文化精神，農人們賦予它們以神性並且對其進行自覺膜拜，產生無法割裂的愛。
以“瓶瓶罐罐”為代表的器物除了壹種神性的存在，它本身也是壹種黃河文化的質樸品格的象征。
綜上，張愛民的小說通過對黃土高原上農人們的生活的描寫塑造了典型的人物形象，為我們提供了窺視西北風俗民情的窗口，揭示了現代城市的崛起過程中，處於農村和城市的斷裂帶上的社會個體痛苦撕裂的靈魂世界。張愛民以滿懷悲憫的心理對自己所熟知的鄉土進行書寫，他對於鄉土小說的探索開拓出了新的空間，因此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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