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漢書》以來，出現了弱化文學性、強化歷史性的傾向，這不僅是因為班固的藝術才華不如司馬遷，而且是因為他按序編史必然會充分發揮他的藝術才華。越是難以將東漢後期出現的《東關漢記》的文學性與史籍相比較。
中國以後的史書大多沿襲了《漢書》的體例，但註重史料的搜集和史實的考證，而不是文辭的精美和感情的豐富，文學性逐漸下降，這也是歷史著作發展的必然結果。能夠重視和繼承史傳文學傳統的，首先是那些雜七雜八的史傳，其作者的寫作目的不是為了修正歷史，而是以史傳的形式用奇聞軼事來炫讀者。與歷史傳記相比，它們淡化了紀實，增強了虛構的誇張性。
在《史記》之前，已有《穆列傳》、《晏子春秋》等雜史傳記。《史記》問世後，為雜傳提供了更為成熟的藝術手段，於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了大量帶有文學色彩的雜傳，如袁康、武平的《越絕書》、趙曄的《吳越春秋》、劉向的《列女傳》、《漢武故事》、《蜀王傳》等。
唐代古文運動的兩位領袖韓愈、柳宗元的《王成甫散傳》、《張中丞傳》、《劉子厚墓誌銘》、《種樹駱駝傳》、《子人傳》、《段太尉故事》等。，從清新的文筆和生動的形象塑造，
其他文學大師如白居易、劉禹錫、李敖、李商隱等也有佳作。這影響了宋代各類傳記文學的總體發展。如蘇軾的司馬文的《宮行相》和朱的張煒的《宮行相》開創了個人傳記文學的先河。
明代市民傳記的興起，自袁宏道《徐文長傳》以來，使描寫更加細膩真實，更加貼近生活。宋濂的70多部短篇傳記在展現各種人格模式上有了新的突破。清代傳記獨樹壹幟，因為它具有強烈的現實感。比如顧的《吳彤楚》和《蜀吳與史聖》，都是宣揚民族情感的叛逆傳記；邵《燕典史》是壹部反映民族感情的傳統傳記。
清代桐城派傳記文學精美絕倫，但總體上處於停滯狀態。清中葉以後，的《金先生傳》和的《左軼事》都是傳世的傳記佳作。
在近代中西文化沖突的背景下，傳記文學在現代內容和白話形式上有了質的飛躍。如梁啟超的《維新派人物傳》、胡適的《四十讀書》、郁達夫的《九日記》和《達夫自傳》、郭沫若的《莫若自傳》、沈從文的《從文自傳》。
報告文學出現於二十世紀初，是現當代歷史文學中最接近歷史記錄的壹種新的傳記藝術形式。報告文學在歷史傳記文學中註入新聞及時反映現實生活的要求，以此來界定和回答人們對於時代變遷中層出不窮的新人事件的體驗和疑問。
與時俱進的報告文學，如30年代的《包工頭》，埃德加·斯諾40年代的《西行漫記》，蕭乾50年代的《難民圖》和《有血有肉的滇緬公路》，劉50年代的《在橋上》，末代皇帝溥儀60年代的《我的前半生》，徐遲70年代的《哥德巴赫猜想》，黃宗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