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曼·羅蘭把德國音樂家貝多芬當作偶像，他在貝多芬身上看到了很多可貴的品質：善良、堅韌、真摯、勇敢、用音樂服務人類。他就決定以貝多芬為原型，創作出壹個更理想化的小說主人公，也就是約翰·克利斯朵夫，來表述自己的人生理念。
20世紀初，羅曼·羅蘭完成了《約翰·克利斯朵夫》的連載，壹度在法國掀起了英雄主義熱潮。當時，普法戰爭已經過去三十多年，在這段相對和平的時期，法國民眾生活富足，精神層面卻陷入了萎靡頹唐，特別是上流階層，彌漫著壹股無病呻吟的虛無主義。克利斯朵夫代表的英雄主義給法國民眾註入了壹股積極向上的活力。壹戰爆發後，有不少法國青年是在《約翰·克利斯朵夫》的感召下，壹腔熱血奔赴戰場，獻出了年輕的生命，這個現象促使羅曼·羅蘭反思了自己。
托爾斯泰寫了篇文章，批判藝術的不朽性。因為文章裏提到了貝多芬和莎士比亞，羅曼·羅蘭就鼓起勇氣提筆給托爾斯泰寫信，捍衛自己的偶像和藝術理念。幾個月後，托爾斯泰竟然給他回信了，還解釋說，他反對的是虛偽的現代藝術，“真正的藝術旨在傳遞人類最高尚、最美好的情感；藝術應該團結人類，服務人類”。這個觀念此後也融入了羅蘭·羅蘭的創作原則。
克利斯朵夫在山中隱居了10年，待他再次回到巴黎時，已是功成名就的音樂家。他又壹次邂逅了葛拉奇亞，那時，她剛失去丈夫，獨自帶著壹兒壹女。時隔多年，兩人能否舊情重燃呢？在克利斯朵夫生日那天，葛拉奇亞特意把女兒打扮成克利斯朵夫初次見到自己時的模樣。兩人最終因為種種原因沒能在壹起，但他們的感情超脫了愛情，升華到更高的境界。
克利斯朵夫在生命的最後階段，看見全世界都在演奏他的作品，他成了音樂家頂禮膜拜的大師，甚至成了壹些青年想要打倒的偶像，就像他年輕時曾抨擊過勃拉姆斯和瓦格納。現在，沒有人能夠否認他的音樂成就了，但這並不是他所在乎的。眼下，他最欣慰的是，奧裏維的兒子和葛拉奇亞的女兒結婚了，他最珍視的友情和愛情，這兩股血脈結合在了壹起，並將延續下去。克利斯朵夫回顧了那些在他生命中出現過的，先他而去的親友：溫柔的母親、睿智的舅舅、萍水相逢的安多納德、摯友奧裏維，還有葛拉奇亞……克利斯朵夫做了個夢，他夢見自己背著壹個孩子在逆流中整整走了壹夜，當他到達彼岸時，他問孩子：“妳是誰？”孩子回答：“我是即將來到的日子。”
《約翰·克利斯朵夫》的故事在江聲浩蕩中開啟，在涉水而行中結束。結尾的情節其實源自壹個傳說故事，有位叫克利斯朵夫的聖人曾背著耶穌過河。現在我們明白了羅曼·羅蘭取名的苦心，在他看來，“每個人背負著他的上帝”。當然，這個“上帝”有很多解讀，可以是真理，可以是善念，總而言之，每個人活著內心都需要點信念。
葛拉奇亞是個意大利語名字，如果轉換成英語，就是Grace，意思是“救贖”，由此可見，在眾多女性角色中，葛拉奇亞在克利斯朵夫心目中的地位非同壹般，兩人在生活中互相扶持，成了彼此的精神依靠，譜寫了壹段柏拉圖式的愛情。
除了主要的女性角色之外，羅曼·羅蘭還塑造了許多鮮活生動的女性配角形象。比如歌劇女演員烏東，就是壹個有魄力、有野心的女性。烏東的母親是開小客棧的，和很多男人同床***枕，烏東不知道親生父親是誰。她為了離開客棧，想去當演員，可根本不識字，於是她跑到劇場旅館當侍女，借此機會偷書看、學識字。好不容易碰上壹個願意帶她入門的演員，其實是覬覦她的美色，讓她用貞操來換取。
克利斯朵夫有次問烏東，碰到淹水的人怎麽辦？她的回答是：把他腦袋按下去。烏東對人生的態度可以用“慘烈”兩字來形容，這是她的經歷決定的，但我們能感受到她蓬勃的生命力，她不惜壹切代價終於站在舞臺上，成為光彩照人的女主角。
無論是克利斯朵夫的主線，還是烏東的支線，都充滿了磨難，這也是羅曼·羅蘭從貝多芬的座右銘中提煉出的核心思想：唯其痛苦，才有歡愉（Durch Leiden Freude）。羅曼·羅蘭心目中的英雄主義，是要歷經艱難坎坷之後的涅槃重生。第九卷的標題“燃燒的荊棘”暗合了這個觀點。這個標題有什麽典故？《聖經》裏的《出埃及記》寫道，摩西看到荊棘在火中焚燒，卻沒有燒毀。那個地方後來成了摩西帶領以色列人進入迦南的起始點。就像克利斯朵夫在人生最低谷時，他沒有被命運打敗，沒有成為被焚毀的荊棘，而是以此為起點，在隱居的日子裏對音樂和人生有了更深刻的感悟，他和宇宙萬物融為壹體了。
讀小說時，我們會發現，盡管克利斯朵夫終生未婚，但情感經歷非常豐富。莫紮特和瓦格納等音樂家的情史為羅曼·羅蘭提供了素材，但相似度最高的，當然還是貝多芬，他雖然能夠進入上流社會，但因為門第懸殊是不可能和貴族小姐結婚的。貝多芬和學生約瑟芬曾互生情愫，但約瑟芬最後嫁給了壹位伯爵，伯爵去世後，約瑟芬又選擇了壹位貴族。貝多芬的壹腔深情最終化為了壹首首樂曲以及情書。相比之下，小說中克利斯朵夫和葛拉奇亞的愛情故事，就顯得更加理想化了，兩人雖然沒有結婚，但都把對方視為了精神伴侶，在默默相互守護中走完了壹生。
除了音樂家情感生活，我們也會好奇，羅曼·羅蘭怎麽評判其他音樂家？通過小說，我們能窺測到他的好惡，或許也能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他提倡的英雄主義。
羅曼·羅蘭認可莫紮特的天才，但和才華相比，莫紮特的為人就沒有多少可取之處。亨德爾反而受到羅曼·羅蘭的青睞，他認為這位作曲家是在為“大眾創作大眾的歌曲”，他把這個“普世性”的精神也添加到了克利斯朵夫身上。至於柏遼茲和舒曼，羅曼·羅蘭認為他們太過軟弱，兩人被豐沛的感情左右，影響到創作生涯。對於瓦格納，羅曼·羅蘭借克利斯朵夫之口表達了他“不喜歡（瓦格納）那種悲觀、多情的英雄主義”。
羅曼·羅蘭在《約翰·克利斯朵夫》中做的音樂評論不可避免地招來了非議，畢竟，樂評的主觀成分總會有不同意見。此後，他在壹戰中發表的和平主義觀點又壹次惹來了批判浪潮。我們開頭提過，不少熱血青年是在《約翰·克利斯朵夫》的感召下戰死疆場。羅曼·羅蘭開始反思，他提倡的英雄主義為什麽會讓年輕人獻出寶貴的生命，這並不是他希望看到的。
壹戰爆發時，他住在瑞士，眼看自己最欣賞的兩個國家，德國和法國打得兩敗俱傷，就發表文章，呼籲“和平應該淩駕於紛爭之上”。但在戰爭期間，這樣的觀點非但沒人迎合，還被罵是賣國賊。不過，這也是羅曼·羅蘭壹直秉持的理念，他是和平主義者、國際主義者，他在獲得諾貝爾獎之後把獎金捐獻給了國際組織紅十字會。
其實羅曼·羅蘭在《約翰·克利斯朵夫》中，就表述了他希望不同文明互相理解融合的想法。克利斯朵夫是德國人，奧裏維是法國人，葛拉奇亞是意大利人，奧裏維和葛拉奇亞的後代最後在克利斯朵夫的撮合下結成連理。羅曼·羅曼把希望寄托在了民眾身上，就像在他著力刻畫的租住大樓中，不同種族、不同宗教、不同背景的租客在克利斯朵夫的穿針引線下逐漸有了交往，對彼此產生了好奇心。
茨威格在壹封公開信中向羅曼·羅蘭致敬，稱贊《約翰·克利斯朵夫》拉近了法德兩國年輕人的關系。茨威格也壹直提倡“歐洲要有統壹精神”。遺憾的是，兩位好友兩次目睹了法德兩國兵戎相見。茨威格出版了《昨日的世界》後，在1942年自殺身亡。《昨日的世界》是茨威格對自己所處時代寫的離歌，這部作品也在冥冥之中預言了羅曼·羅蘭的英雄主義的落幕。二戰後的法國文壇，掀起了新小說浪潮，反英雄小說成為主流，英雄主義反而顯得格格不入，不合時宜。
時隔百年之後，我們該如何看待羅曼·羅蘭的英雄主義？它其實並不是要鼓勵人們幹出驚天動地的大事業，完成名垂史冊的豐功偉績。它是壹種生活態度。羅曼·羅蘭最看重的壹點是頑強的生命力，就像西西弗那樣，日復壹日地推著石頭上山，就算石頭註定會再次滾落，他也會堅持不懈地繼續下去。生活充滿了磨難，這是羅曼·羅蘭眼中的生存底色，但他不會就此妥協或放棄，他選擇抗爭，就算失敗不可避免。為善，為真，心存信念，心懷大眾，大無畏地、勇敢地活下去，主宰自己的命運，成為自己的英雄，足矣。
知識要點：第壹，羅曼·羅蘭創作《約翰·克利斯朵夫》，是想要塑造壹個比貝多芬更完美的形象來體現自己的英雄主義。除了寫小說，羅曼·羅蘭還是壹位非常重要的音樂傳記作家，為貝多芬、亨德爾等人寫過傳記。
第二，我們可以把克利斯朵夫看作是壹位“活在當代的貝多芬”。克利斯朵夫身體力行貫徹的英雄主義，簡單說就是，不屈不撓地反抗命運，用音樂為大眾帶來福祉。
第三，《約翰·克利斯朵夫》是小說主人公的個人奮鬥史，但羅曼·羅蘭在敘述中還添加了不少音樂評論，以及對法德兩國文明的比較，讀者也可以在這些內容裏有所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