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
宋代耐得翁撰“都城紀勝”裏，其“說話”的小說家就有“說公案”，專講樸刀桿棒及發跡變態之事，顯然是以江湖亡命遊俠招安受職為內容，亦即俠義武勇之屬。吳自牧夢梁錄將公案與傳奇合稱為“公案傳奇”，傳奇原是唐人小說的代稱，是以，公案傳奇也指的是公案小說而言。
抑豪猾、除暴亂的俠義武勇之屬的小說，固然是公案小說，而官司的平反刑獄，亦是公案小說的題材。宋人所存留的公案小說，以平反刑獄之類居多，如單篇的錯斬崔寧、簡帖和尚、沈小官壹鳥審七命等是，此等尚保留了“說公案”的型式，即每壹則故事都有入話、正文、結局。在元代時期雜劇編作了包待制三勘蝴蝶夢、也待制智勘後庭花等劇本，搬上舞臺演唱，到了明代經人整理成書的《龍圖公案》是元代雜曲包公故事的短文集，清代經過石玉昆的《三俠五義》渲染，包龍圖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除包公故事外，明代尚有海剛峰屬官公案、新民公案;清代尚有鹿洲公案、施公案、彭公案、劉公案、李公案奇聞、於公案奇聞等。在眾多的公案小說中，最為膾炙人口的首推清代古典名著《三俠五義》(又叫包公案、龍圖公案)，其次是施公案、彭公案。此類故事能在民間廣為流傳，主要的原因是該書綜合了平反冤獄與俠義除奸的內容，其中包公案又為此類小說的先導。《三俠五義》敘述南俠展昭、北俠歐陽春、雙俠丁兆蘭、丁兆蕙;陷空島的鉆天鼠盧方、徹地鼠韓彰、鉆山鼠徐慶，翻江鼠蔣平、錦毛鼠白玉堂等人協助包公平冤獄、“鍘龐昱”、““除藩王”等情節，特別是小說中詳細增加了包公的身世、開封府三寶(古今盆、陰陽鏡、遊仙枕)的由來、三口銅鍘的由來等等，塑造了大量包公斷案和俠義之士遊行鄉裏除暴安良、為國為民的故事，把包公形象推向頂峰。由於“貍貓換太子”“五鼠鬧東京”“大破沖霄樓”等故事膾炙人口對中國近代評書曲藝、武俠小說乃至文學藝術影響深遠。《三俠五義》故事因而壹延再延，續以小五義、續小五義，壹直到十六續五義。施公案是以施仕綸為主，輔以黃天霸;彭公案是以彭鵬(或作彭玉麟)為主，輔以黃三泰、歐陽德。此類小說，流行於清末，撰述者原意或許是以俠義之士來協助諸公，完成其平反冤獄的壯舉，孰知閱讀者眾，故事因而壹延再延，施公案、彭公案等書亦多達三、五百回。
發展概況
清王朝後期步入封建衰世，統治階級迫切需要懲人心，窒亂階，整肅紀綱，因而大力宣揚封建的綱常名教，加強文化專制，嘉、道年間成為清代禁毀小說戲曲書刊的高潮時期之壹。[1]
另壹方面都市文化繁榮，南北方評話評書、彈詞鼓詞流行，地方戲勃起，曲藝、戲劇、小說三者互相融合，風靡於市井坊間。這既促使小說接近民眾，同時也滋長著徇世媚俗的傾向。因此，近代前期小說的發展，承受著文化專制政策與商業媚俗傾向的雙重負荷。
俠義小說與公案小說的完美合流在《三俠五義》，此後引導了這壹時期小說的創作。究其原委，大抵由於政治腐敗，生靈塗炭，因此，對於懲暴護民、伸張正義的清官與鏟霸誅惡、扶危濟困的俠客的憧憬和向往，成為民眾的重要心態。俠義公案小說則將這種心態納入封建綱常名教所允許的範圍之內，由清官統率俠客，既在壹定程度上符合了民眾的心願，又頗適應鼓吹休明、弘揚聖德的需要。此類小說雖承《水滸傳》之勇俠，精神則已蛻變，其人文蘊涵大體在於回歸世俗，表現了鮮明的取容於封建法權、封建倫理的傾向。主要體現在：第壹，從以武犯禁到皈依皇權。古代“俠”的特質，韓非曾壹針見血地指出是“以武犯禁”(
《韓非子·五蠹》
)，是在法外維持正義，具有對封建法權挑戰的品格，《水滸傳》所謂“撞破天羅歸水滸，掀開地網上梁山”(第三十六回);而俠義公案小說則將俠客與清官統而為壹，將其納入封建法權的運行機制之中。第二，江湖義氣被戀主情結所取代。俠客精神中重然諾、輕生死、為朋友兩肋插刀等的江湖義氣趨於淡化，而士為知己者死的思想則趨於強化，發展成為失落自我的戀主情結。
《施公案》中的惡虎莊黃天霸為救施仕倫而殺兄逼嫂就是明顯的例子。第三，從絕情泯欲到兒女英雄。古俠客大都擯棄女色，《水滸傳》中第壹流的豪傑清壹色是“赤條條來去無牽掛”。俠義小說則推出“兒女英雄”模式，
《綠牡丹》寫江湖俠女花碧蓮對將門之子駱宏勛的癡情苦戀，開英雄美人風氣;《兒女英雄傳》為俠女十三妹在雍熙和睦的家庭中找到安身立命之地。“英雄至性”與“兒女真情”合而為壹，遂開其後武俠而兼言情小說的風氣。本時期俠義公案小說中較為出色的作品，當推《三俠五義》。《三俠五義》繪聲狀物，保留了宋元以來說書藝術的生動活潑、直截明快、生動、口語化的特點，刻畫人物、描寫環境,能與情節的發展密切結合。特別是對俠客義士的描繪，各具特色，多有性格，富於世俗生活氣息。魯迅說此書“而獨於寫草野豪傑，輒奕奕有神，間或襯以世態，雜以詼諧，亦每令莽夫分外生色”(《中國小說史略》)在小說史上別開生面成為俠義派小說的最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