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的讀者定位於教育界、文藝界、出版界的知識界。因此，它壹出版，就以四頁相對、雙面紅印、熱情洋溢的文字閃耀著耀眼的光芒，吸引了大批讀者。輿論壹致稱他為報業的後起之秀。雖然在上海本地港口的發行量不如《申報》和《新聞》，但在北京、蘇州、杭州都有分公司。當時的知識分子都以讀《泰晤士報》為榮。各大書店出版的書目，商務印書館發行的教材，新出版的雜誌廣告，都刊登在時報上。特別是商務印書館每天出版兩種書，其訂閱廣告必須放在時代頭條的旁邊。每個學校壹年招生兩次，也出版《泰晤士報》，但不出版。
在中國報業史上，《泰晤士報》有三大創舉:
首先是特別電報。因為當時中國沒有通訊社，報社要想得到重大政治事件，就派專人到中國政治經濟中心北京的報社，給報社發專門的消息，壹般都是半夜壹兩點鐘。第二天就以獨家新聞的形式登上了報紙，贏得了不少讀者。既然《泰晤士報》有自己的電臺，就不要急於跟風。後來各大報社都在北京設立了傳播機構，叫“傳播處”。
第二個是特派記者。《泰晤士報》邀請了壹些有政治眼光、善於把握和分析時局、文筆好的作家做“通訊員”。《泰晤士報》的第壹位記者是黃，江西人，曾留學日本，是清朝的壹位學者。他與迪·初晴很熟，與《泰晤士報》當地新聞編輯雷吉星是日本早稻田大學的同學。袁世凱統治時期，黃因在報紙上撰文反對復辟，自稱皇帝而受到迫害，從而離開美國，後仍在三藩市被袁世凱的爪牙暗殺。繼黃之後，著名記者、邵飄萍、徐彬彬也曾擔任《泰晤士報》駐京特約記者。
第三是補充。《時代副刊》創刊前，在報紙上發表的小說、詩歌、散文、雜文等文藝作品，都是在特稿之後發表的。外地來的新聞編輯包先生，看到很多喜歡文藝的朋友，經常給《泰晤士報》寫文章，棄之可惜。有人提議不要開設壹個名為“余興”的專欄，專門報道新聞和雜文。包先生向迪提出這個倡議後，他非常同意，即任命包為總編輯。這個專欄壹開，投稿人都很熱情。生活小品，遊戲文章，幽默段子，諷刺歌曲，可謂五花八門，豐富多彩，巧妙有趣。現代文學史上著名的範堰橋、周壽娟，就是在這個時候出現的。《泰晤士報》率先開出“裕興”副刊，《申報》和《新聞》不甘落後。《申報》開辟了副刊《自由談》，新聞副刊叫《快活林》。
後來他是正書書店的經理。影印各種書、畫、碑、帖，為藝術的傳播立下了汗馬功勞，《汪芫孟慶義隱居圖》曾被藏，是國產劇。間作山川，書法晉人。專攻佛學後。愛好詩詞書畫。有《平等亭記》、《平等亭詩》、《筆記》、《清代畫史補錄》等。從1911到1912，他在書店刻制了七個版本的《紅樓夢》，最早對《紅樓夢》的脂肪版和程版進行了比較研究。後專事佛學，並於1912，10年6月在上海創辦《佛學叢報》，由上海佛學叢報出版，正書出版社出版，溥儀成主編。1920年，狄寶賢因病將《泰晤士報》轉給黃承恩(字伯輝)，黃承恩於1921年正式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