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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的小說

從小說創作來看,王小波主要的作品都收入到了花城出版社於1997年出版的《時代三部曲》中,即:《青銅時代》、《黃金時代》、《白銀時代》。這三部小說集的作品各有不同的敘事指向。《青銅時代》演繹的是《太平廣記》中的幾則有關唐人的傳奇故事;《白銀時代》則講述的是幾個將來時態的故事;而《黃金時代》中的作品大多是指向文革的,在目前有關王小波小說的評論中,被人們所經常提到的也正是這部分作品,主要包括有《黃金時代》、《三十而立》、《似水流年》、《革命時期的愛情》等中篇小說。

王小波的小說有率真、質樸的壹面,也有其荒誕、戲謔的壹面。在王小波的小說中,很多故事情節的展開都與性愛有關,可以說性成為他多數小說敘事的壹個基點,但這卻不是他作品的旨歸,他以此所要表達的,是對生命與人性的健康、健全的存在方式的張揚。另外,王小波的小說有著鮮明的歷史反思意識,他以自己的創作不斷激起人們對文革歲月的記憶,以此來引發對現實生活的沈思。可以說,性與文革是王小波小說創作中兩個十分重要的開掘方向,剖析這兩大命題在其作品中的深層內涵,是解讀王小波小說壹個有效的途徑。

在中國的傳統道德觀念中,壹直對性持有壹種極不正常的態度,以對性的詆毀來實現對人的本能欲望的抑制,人性受到了束縛,人自身也便成為某種觀念與思想學說的奴仆。所以阿Q想要找女人的原因是“不肖有三,無後為大”,而他真正面對吳媽時,口中說出的卻是“我想與妳困覺”。“五四”新文學的壹個重要內容便是倡導人的文學,而在人的文學的旗幟下,性觀念的覺醒與解放是壹個重要組成部分。郁達夫在《沈淪》中借留日學生“他”之口大膽地提出:“蒼天呀蒼天,我並不要知識,我並不要名譽, 我也不要那些無用的金錢,妳若能賜我壹個伊甸園內的‘伊夫’,使她的肉體與心靈,全歸我有,我就心滿意足了。”新時期文學發展以來,在關涉到性這壹建國後文學禁區領域的大膽突破,是表現其創造繁榮與深化的壹個重要標誌。但我們應該看到,在王小波之前的作家筆下的性,都沒有表現出真正本體意義上的性的內涵與原貌。最早揭開性的神秘面紗的是張賢亮,他的《男人的壹半是女人》從人的自然之性的角度,對特定時期政治觀念與社會現實進行了反思,帶有人道主義精神的張揚。王安憶的“三戀”(《荒山之戀》、《小城之戀》、《錦繡谷之戀》),深入到人的心靈深處,揭示了本能的性與道德觀念和環境的沖突。八十年代中期以來,文學中的性描寫更是得到了極大的擴張與發展。女性作家鐵凝的《玫瑰門》、陳染的《私人生活》、林白的《壹個人的戰爭》、衛慧的《上海寶貝》,深入而細膩地抒寫出了女性獨到的性心理與性體驗;劉恒的《伏羲伏羲》、蘇童的《米》,在歷史的層面上展現了人的本能欲望與掙紮;賈平凹的《廢都》更是從性的角度審視了當代文人精神家園的迷失與沈淪。但沒有壹個作家如王小波這樣將性還原為了性本身,而不再附著其他諸如道德、理性、男權、罪惡、欲望、文明、文化等外在的因素。

性在王小波作品中是壹個非常引人註目的話題。可以說在他的《時代三部曲》中的所有作品中,性都被置於壹個非常醒目的層面。從《萬壽寺》到《黃金時代》,從《革命時期的愛情》到《未來世界》,關涉性的敘述開卷即見,而且充斥全篇。性這個在中國人心目中歷來極為避諱的話題,在王小波的作品中卻變得十分隨意與平常,與描寫穿衣、吃飯沒有什麽兩樣。也許正因如此,對性歷來抱有高度警惕心理的中國人,對王小波的作品也產生了高度的戒備,這恐怕也是王小波的作品長久地滯留於各大出版社編輯的案頭而遲遲難以與讀者見面的壹個原因。但有意思的壹個現象是,在今天這個十分崇尚用性來包裝文學作品以期引起讀者閱讀欲望的出版環境裏,當王小波的這些坦誠、直率地描寫性的作品出現以後,卻沒有見到壹定出版單位借此來作大肆宣傳,以此來促銷王小波的作品。究其原因,正在於王小波給人們展示出了本真、健康的性的壹面,沒有欲望、沒有挑逗,只有生命的激情在飛揚。有人說,作家中寫性的有兩類:壹流作家與三流作家。二流作家不寫性,因為擔心把握不好。三流作家寫性,完全是色情的描寫。王小波寫了性,應屬於哪壹類,讀過作品的人,自有公論。

面對性,王小波是坦然的,他有意識地通過對性的真率講述,以使人們用常態的目光來看待性。如他所說的:“在我看來,春天裏壹棵小草生長,它沒有什麽目的。風起時壹匹公馬發情,它也沒有什麽目的。草長馬發情,絕非表演給什麽人看的,這就是存在本身。”在他看來,人的性欲與動植物的自然生命力沒有區別。它就是存在之本身,沒有任何需要去掩飾、譴責、奇怪、炫耀的理由。性與人的存在是直接相連的,是人生的壹個自然的組成部分,以回避、攻擊、含蓄、窺探的態度來對待它,都是壹種不正常心理的表現。所以王小波在作品中能夠這樣去描寫知青王二的心理:“我過二十壹歲生日那天,打算在晚上引誘陳清揚,因為陳清揚是我的朋友,而且胸部很豐滿,腰很細,屁股渾圓。除此之外,她的脖子端正修長,臉也很漂亮。我想和她性交,而且認為她不應該不同意。”這是對壹個極正常、極健康的年輕人的內心世界的描寫。對這樣的心理進行描寫,是文學作品中極自然的壹種存在現象,不是大膽,更不是下流。王小波以此來破除人們面對性扭曲了的陰暗心理。

王小波意欲樹立起世人的壹種健康的性心態,同時他還努力地向世人展現性之於人生、之於生命美的壹面,所以他會在《黃金時代》裏這樣地描寫王二與陳清揚的性愛場面:“陳清揚騎在我身上,壹起壹落,她背後的天上是白茫茫的霧氣。這時好像不那麽冷了,四下裏傳來牛鈴聲。這地方的老傣不關牛,天壹亮水牛就自己跑出來。那些牛身上拴著木制的鈴鐺,走起來發出悶悶的響聲。壹個龐然大物驟然出現在我們身邊,耳邊的毛上掛著水珠。那是壹條白水牛,它側過頭來,用壹只眼睛看我們。”王小波通過對性的毫不掩飾甚至是極富詩意的描寫,對某個時期彌漫於整個社會的禁欲主義氣氛和假道學的虛偽氣氛進行尖刻的反諷。正如李銀河所說:“看王小波小說所寫的性,對國人長期以來被扭曲的心態有矯正作用。無論是對性變得冷漠、以無性為品質高尚的人,還是熱衷於性卻對它持有壹種鬼鬼祟祟的態度,以為自己在幹壞事的人,王小波筆下的性都是解毒劑。他對性的描寫顯得極其自然、幹凈”。“他總是使用最精確、最直白的語匯寫性、寫性器官,寫性活動。如果說藝術追求的是美,科學追求的是真,那麽王小波的性語匯總是更偏向於科學而非藝術,這壹偏向好像壹柄雙刃劍,壹方面殺向重肉體快樂的煽情的性描寫;另壹方面也拒絕了重精神美感的藝術的性語言。他的性語言帶有科學的客觀、冷靜,甚至是壹種近似殘酷的、切近而令觀察對象纖毫必露的冷漠觀察。因此,人們透過他的性話語來看性這件事時,與其說是透過壹副桃色眼鏡,不如說是透過壹架顯微鏡。這種寫法據我看是作者為性心態極為扭曲的人特意配制的壹付解毒劑。”

作為壹位精神啟蒙者,王小波對歷史的、現實的非理性、反科學、偽道德的話語保持著高度的警惕。王小波在自己的小說以及雜文中對文革進行了深層而獨到的反思。“在王小波看來,‘文革’在中國文化和中國現代歷史中,是壹個最基本、影響力最為巨大的負面坐標,而他近年對理性、寬容、獨立的思維、健全的人格、健全文化心態和生活方式等等的努力提倡,也只是由於‘文革’這個巨大陰影曾經的統治和很大程度上的依然存在,才具有了非常現實和迫切的意義。”文革是影響當代中國社會進程的壹個重要事件,它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對我們今天的生活依然有著巨大的牽制作用。如何面對文革與怎樣正視今天的現實,是同壹問題的兩個方面,文革是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無法逃避的壹個存在,反思文革成為衡量當代知識分子人文精神的壹個重要依據。但是,事實的狀況卻讓人無法滿意,我們看到的是太多的閃爍其詞的表達與美化自我的表白,我們缺乏壹種理性的反思與深邃的現實批判精神。有幸我們看到了王小波,雖然短暫,但畢竟他出現了。王小波在其雜文中談到壹些現象或話題時,經常以文革的記憶作為論理的事實依據,他能夠引發我們作雙重的反思,現實的與歷史的。面對國學熱衷出現的中華文明將拯救世界的說法,王小波回顧了文革中的解放全世界千千萬萬的勞苦大眾於水深火熱之中的“救世情結” (《救世情結與白日夢》);談到作家創作與體驗生活,他聯想到了文革中的憶苦思甜的荒謬作法(《體驗生活》);談到特異功能與生命科學,他想到了大躍進時期所搞的“超聲波”之類的偽科學、假發明(《生命科學與騙術》)。王小波之所以有著如此充滿智慧的思索,來自於他對理性與科學精神立場的堅守,這也是他帶給我們的最大啟示。“王小波的工作已經初步向人們說明:真正和深刻地認識‘文革’,應該成為今天國人思考許許多多重要社會問題和學術問題時無可爭議的前提,應該是我們面向未來時壹種需要預設的‘啟動程序’。”在反思文革荒謬性、非理性的同時,王小波對文革中的大眾盲從心態以及知識分子的委曲求全心理進行了冷靜的批判,這為我們認識文革掀開了壹個新的層面,進入了壹個新的維度。在《知識分子的不幸》壹文中,王小波壹方面指出:“知識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另壹方面,他又談到,這種不理智,“總是起源於價值觀或信仰在內,如果被濫用,都可以成為打人的棒子、迫害別人的工具。”這種反思,真正體現出了壹位知識分子的人文關懷立場與精神價值立場。

性與文革本是風馬牛不相及,但卻被王小波十分牢固地組接在了壹起。王小波的幾篇以文革為背景的作品,都十分醒目地突出了關於性的展現與講述。《黃金時代》中在雲南插隊的“我”與陳清揚的性愛經歷;《似水流年》中被稱為“龜頭血腫” 的李先生及其與線條的情愛故事;《革命時期的愛情》中“我”與姓顏的女大學生以及與X海鷹的性愛遊戲。性成為王小波重現那段特定歷史生活的壹個重要內容, 由此我們看到了壹個十分具有個性特點的有關文革歲月的回顧。文革是壹個禁欲主義的時代,政治生活充斥著人們每壹個生存的角落,人被政治所統領、所異化。人的正常情感的表達被壓制到了最低限度,存在的只有革命的、同誌的、階級兄弟的感情。王小波正是以對性的真率的描寫與張揚,高揚起了人的精神價值與存在價值,以對生命激情的展現來反襯文革歲月的荒謬性與非理性。在中篇小說《黃金時代》裏,王二與陳清楊以對情愛的真實追求,體現著平凡小人物對那種摧殘人性的、粗糲的生存環境的反抗,王小波也通過性達到了對文革的深層理性反思。性愛成為王小波筆下人物張揚個性、展現其叛逆性的壹個生活空間。這是個人對壹整個非理性時代的對抗,是個體在壹個病態的年代裏對自我健全人格的堅守,是不可遏制的生命激情對強權政治的蔑視。正因如此,王小波筆下的王二有了壹種特立獨行的個性魅力,在他玩世不恭的言行背後,滲透著人對自我生命價值的執著追求。